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有着密切联系,但即使是处于同一产品的国际分工链条,以不同方式嵌入的各参与国从中获得的技术进步成长空间等也是不同的。对于早已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等收入国家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也将在国际分工体系下实现。因此,本文突破陷入国内部结构调整的原始框架,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中等收入陷阱”跨越问题进行探讨,系统分析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给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并探究其中的传导机制,按照先分析整体全球价值链参与、然后对比不同区域价值链的嵌入、再探究行业层面的价值链参与演进差异、最后探讨政府干预在其中作用的顺序进行。从价值链不同参与方式的角度,基于国际比较,剖析国际分工体系下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原因,并按照“全球价值链——区域价值链——行业价值链——政府干预”层层递进的方式,抽丝剥茧,直至找到国际分工体系下“中等收入陷阱”陷入国和跨越国参与方式上的差异及可能的提升空间。本文主要内容如下所示:第一,以贸易理论的发展为基础,对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解释分析,并推导演绎参与过程中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动力来源,同时,分别从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的竞争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后向参与的技术溢出效应和低端锁定效应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对全球价值链前、后向参与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路径选择进行总结,以及基于投入产出分析,对全球价值链前、后向参与率等相关指标进行推导说明。以上分析是下文实证分析的重要理论基础,主要结论为: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和“中等收入陷阱”具有一定关联,而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为二者关系的验证提供了可能。第二,基于Ti VA数据库,首先,采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RE）,从整体层面,对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给“中等收入陷阱”跨越带来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其次,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作用;最后,从全球价值链的不同参与情况出发,对处于不同分工地位、嵌入程度的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考察。主要结论为: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能够明显带动跨越国的经济增长,但在陷入国内这一作用并不明显,这也是陷入国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从后向参与全球价值链虽然能在融入国际分工之初带动低收入国家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并不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在跨越国中,全球价值链前、后向参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作用实现,但这一中介作用在陷入国不成立。第三,应用Moran’s I指数对区域空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选用包含空间滞后自变量的空间杜宾模型（SDM）,从区域空间视角出发,进一步分析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给生产率带来的影响,以考察全球价值链参与国的不同参与方式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进一步构建区域价值链测度方法,从垂直专业化角度分析与不同区域关联所获得的经济增长效应差异。主要结论为: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率较高的发达国家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而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的空间溢出效应则为正。与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区域价值链关联,相对于发达国家,更能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由于更多的承担发达国家转移的加工组装部分,与前向参与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关联较多,全要素生产率在来自发达国家负向空间溢出的影响下难以获得长足进步。第四,基于WIOD数据库,对样本经济体的行业经济增长水平、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情况进行测算,以动态面板模型为基础,运用系统GMM对模型进行估计,从行业层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给行业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差异,并进一步基于不同技术水平的制造业和不同要素密集度的服务业进行异质性分析。主要结论为: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增速越快,行业经济增长速度也越高,而且行业经济增速的提升主要受益于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的拉动,但前向参与对陷入组的经济增长拉动力显著弱于跨越组。基于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的研究结果显示,中高和高技术制造业是“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经济体制造业前向参与的主要拉动力,陷入经济体则更多的依靠中低技术制造业;从不同要素密集度的服务业来看,跨越经济体主要凭借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推动,陷入经济体经济则受益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第五,从正反两方面对政府干预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进行梳理,将代表政府干预的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偏向政策引入非均衡模型,对政府干预在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影响“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的作用进行理论分析,并从实证角度进行验证。主要结论为: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后向参与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消极影响,但是政府干预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仍然可以继续带动经济实现增长,反而使得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第六,沿着前文的分析思路,以增加值核算为基础,应用中国的数据,从区域以及行业的角度,对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进行全面的分析,系统评估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结论为: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主要来源于中高技术水平的制造业,作用强度相对处于“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经济体和陷入经济体之间,但不同要素密集度的服务业价值链整体参与结构,与陷入经济体类似,均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较为欠缺;同时,与前文分析结果一致,与发达经济体为主的区域价值链较多关联,反而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抑制作用,随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过程中对政策的合理调整,有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最后,基于从国家整体层面、区域空间角度、行业参与视角,对全球价值链前、后向参与给“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经济体和陷入经济体带来的经济增长变化的分析结果,以及政府干预在其中的作用分析,可以得到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启示。同时,分别从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能力的提升、区域价值链合作、行业发展差异、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能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以及政府职能完善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路径进行了梳理。本文对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问题进行了多层次对比研究,并且对研究范围进行拓展,从国家整体扩展至区域空间及行业增速比较。这是对目前学界有关全球价值链经济效应研究的拓展与视角创新,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全球价值链研究视角欠缺的补充,理论意义丰富。此外,也对中国政府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政策,实现发展阶段跃升,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