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严重的影响了中国经济，中国政府及时采取了逆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积极的应对。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下，中国经济在2009年完成了“保八”的重任。尽管目前世界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是前途依然充满着变数。必须认识到，世界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尚未完全消除，而可以为中国经济带来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并未显现。一个审慎的做法是，我们必须对已实施的经济政策做一些检讨，结合当前经济形势的新发展为其查遗补缺。更重要的是，当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长期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在短期内不能得到提升的条件下，我们还应该为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制定预先的长期政策。考虑到世界经济仍未完全走出萧条的阴影，这些政策的明确就更加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　　 本文首先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发展做了简要的回顾，并对未来世界经济的走势做出了谨慎乐观的判断。在分析了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在08年后陷入困境的原因之后，我们认为中国经济陷入困局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而宏观经济政策的对冲不能解决长远的根本性增长因素缺失的矛盾。因此，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宏观经济政策就不能只注重其短期效果，还必须对未来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有所贡献。制订系列经济转型的政策则是更重要的保证中国能够从容应对经济危机的长期影响和在后危机时代保持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样的思路下，本文进行了以下的工作。　　 首先，本文对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分析。以本轮的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为研究对象，分别做了了如下研究：　　 (1)关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其支出的效果进行了一个近似的估算之后，可以得出其短期效果是相当显著的，但是财政投资政策的功效的时效较短。在对4万亿财政投资的支出结构做出更深入的分析之后，我们得到4万亿的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的结论，尤其是将其与美国的救世方案进行对比之后，其“短视”的不足更加明显。而其实施方式和投向将对经济结构、经济秩序与改革理念产生的可能的长远的负面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2)针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本文对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充分考虑到了我国货币政策实施的信贷渠道效应、利率依然受到管制和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特征，建立了一个开放条件下的经济模型来指导我们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计量模型的设定。我们的测算结论是，本轮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拉动了GDP的将近1.1个百分点。实证结论还得出，信贷渠道效应在短期内最为显著，但是其对经济的拉动将迅速减弱，在两年之后其对货币政策总体效应的累计贡献将和货币渠道相等。相反，货币渠道效果尽管在短期内并不占据主要地位，却会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发挥作用。模型还证实了利率渠道的低效率。对扩张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的通胀，本文通过计算表明，如果扩张性政策继续维持，将给经济带来显著的通胀压力。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本文认为，在经济形势向好的前提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将会逐渐平稳的退出。　　 接下来，本文转向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我们的经济长期发展政策将做怎样调整的讨论。文章分别从以产业结构升级为代表的总供给结构调整视角，以抑制过度低效投资的总需求结构调整视角，进行了如下工作：　　 （一）关于产业结构升级：在对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现状有了明晰的认识的条件下，文章梳理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得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正确的路径。我们认为在动态比较优势指导下的产业升级路径是合理与切实可行的。文章沿用Grossman和Helpman(1991)的两国两部门单要素模型架构下进行动态比较优势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分析。在要素价格不等的演化路径下，论证了政府的扶持政策对于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有切实的正面影响。并根据模型结果提出了政府应积极采取扶持政策以获得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为保证一定的创新水平，我们需要有充足可用来获得创新能力的要素资源。高技术产业的产品差异化程度是政府政策扶持对象选择的可参照指标，低替代弹性的产业是较好的扶持目标。由于政策的延续效应，扶持政策实施可以适可而止。　　 （二）关于总需求结构调整：在明确了合理的总需求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意义，以及深入分析了中国的总需求结构现状和发展趋势之后。我们定义消费需求的不断萎缩和投资需求的不断膨胀的态势为“总需求结构的失衡”。文章利用主流的理性预期技术建立了不确定下的理论模型来分析这种失衡产生的原因。并根据我们的模型结论提出改变失衡的发展趋势的政策建议。模型还得到了“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式可能带来宏观经济危机振荡的结论，并提议以更明确的改革模式来取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