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阶段的环境立法中，基本上都是针对传统环境侵权而制定的救济制度，其所救济的对象主要是在环境问题中受到损害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几乎未涉及到环境利益这一公共利益的救济，也就说环境本身的损害很难得到有效的救济，这一状况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颁布实施后或许能得到改观。如今，环境破坏的程度日益加深，要解决“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困局就必须建立以生态损害赔偿责任为核心的生态损害救济制度　　本文除了导论和结语外，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为“生态损害赔偿的客体和主体”。生态损害作为一种新型损害，其与传统环境侵权损害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损害客体、损害对象、以及损害后果三个方面，导致二者在责任承担尤其是权利人、责任承担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同时，并不是所有对环境本身的损害都应当纳入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的救济范围，因为污染防治法和自然资源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有些单纯的自然资源损害并不属于本文讨论的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　　作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环境利益，在当前“环境权”饱受争议的情况下，不一定需要在环境利益上套上“某权”作为外衣，而可以通过法律原则将环境利益上升为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即作为“形成中的权利”加以救济。为更好的保护生态环境，可以参考美国立法在责任主体认定上的准则，扩大对生态损害责任主体的认定范围，以直接实施危害行为的主体为赔偿的主要责任人，同时也要对间接行为人被认定为责任主体的条件进行规定，具体可以参照超级基金法关于责任主体身份认定的规则。在环境公益诉讼立案难，环境污染和破坏事件频发的今天，应扩大损害赔偿请求权主体范围，将环境保护职能部门、检察机关及公民个人都作为请求权的主体，并对主体间的请求权顺位加以规定。　　第二部分为“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作为一种新型损害，生态损害赔偿应当以无过错责任为主，以过错责任为辅，无过错责任主要适用在可以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行业，而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行业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区别与传统环境侵权责任全部适用无过错责任。在责任方式上，传统损害赔偿责任方式中的恢复原状并不适用于生态损害赔偿，主要在于“恢复原状”要求完全恢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但就目前的科学技术和国外实践经验来看，某些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是无法完全恢复到损害发生前的状态，同时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成本太高，而仅仅要求金钱赔偿无法达到救济生态的目的，所以在生态损害赔偿中，应当将恢复原状的责任方式变通为修复生态责任。对于修复生态的执行主体，既可以是实施危害行为的主体，也可以由实施危害行为的主体委托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治理公司实施具体的生态环境修复方案，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金钱赔偿作为另一种重要的损害赔偿责任形式，在生态损害赔偿责任中，应当居于一种补充辅助的地位，因为对生态损害评估本身就是一项非常复杂而困难的事情，受到当前科学技术的限制，造成损害评估并不能全面计算损害造成的损失，而当事人采用修复生态的方式承担责任，则可以避免生态损害评估的困境。但在遇到修复生态不能或者部分不能时，未能恢复的部分仍然需要赔偿损失;责任人如果不能履行修复义务时，需要承担承担修复生态的相关费用，由行政管理机关完成修复生态;如果受损区域的生态环境不能恢复的，责任人应当通过金钱赔偿的方式，赔偿环境功能损失等。此处涉及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损害赔偿金的使用和管理问题，对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是不特定区域每个公民环境利益的损害，所以有生态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并没有赔偿金的使用和管理权，而应当设立专门化的基金并在国家机关的监督之下进行使用与管理较为合理的，同时，赔偿金的管理与使用必须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　　当出现生态损害之后，对其进行补偿的根本原因在于将已经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尽可能恢复至原本的状态，达到相应标准，这一目的要求其应当得到全面赔偿，但此处的全面赔偿并不一定等同于生态环境在客观上所遭受的损害事实，而是人们依靠现有的科学技术手段能够认识到的生态损害，是人们采取一定的技术进行评估后确定的损害，而不是生态环境遭受损害的真实价值。基于对全面赔偿的理解，生态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包括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修复和治理生态环境所采取措施的费用以及调查评估等其他费用。修复和治理生态环境所采取的措施包括预防性的恢复措施和修复性的恢复措施。　　如果导致生态损害的主体数量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则需要对如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进行具体分析。本文根据数个危害行为人之间是否有意思联络，分为两类。若数个危害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意思联络，则应当为损害后果承担连带损害赔偿责任。若数个危害行为人之间没有主观上的意思联络又可分为三种情况具体讨论。　　第三部分为“生态损害赔偿责任实现的保障机制”。为保障生态损害赔偿责任能够实现，应当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包括监督机制、评估机制以及保险、基金机制。监督机制的建立必须包含检察机关监督和社会监督两个方面，检察机关的监督应当贯穿生态损害赔偿的全过程。社会监督机制应着力扩大公众的知情权，加强对赔偿过程中及赔偿方案实施过程中公共环境利益相关的主要问题的信息公开，保证公众能及时查询了解诉讼进程、审判结果以及赔偿金使用情况等方面的信息。建立完整的公众举报处理机制和舆论监督机制，保护公众举报人的安全同时也要规范媒体的不实报道。　　其次，评估机制涉及生态损害损害赔偿救济的中损害事实的认定、损害赔偿数额以及责任人义务履行情况各个重要的环节，我国目前正在建立相应的评估系统及试点地区，以支撑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的实现，就目前生态损害评估存在的各种问题，应当从设置专业的评估机构、规范生态损害鉴定评估的技术标准，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等方面构建评估体系。　　最后，因为传统的损害赔偿制度在生态损害赔偿方面的局限及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负面效应，使得建立生态损害赔偿保险和生态损害赔偿基金成为必然选择。建立生态损害赔偿保险制度和基金制度，保证生态损害及时获得充分的赔偿，也是当前国际上的普遍做法。　　本文针对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的研究，最大的亮点就是对其责任构成从理论层面上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使其不再依附于传统民法侵权责任机制，另辟蹊径，就生态损害赔偿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责任机制。尽可能提出合理的立法建议，以完善法律制度的不足，填补法律可能存在的漏洞，为立法和司法提供可能的参考。但由于研究能力有限、专业功底尚待提高、实践经验匮乏等原因，本文中很多内容及想法还有待将来继续论证和研究，期待更多学者和事务工作者共同推进该问题的研究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