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伴随着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我国城乡社会管理体制也发生了剧烈的变革。社区代替单位承接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逐渐成为了联结国家与社会的关键中介环节。社区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和重要性日益凸显,尤其作为抗击新冠疫情的一线阵地,社区无论是在应急防控还是常态化防控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亦成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迄今为止,学界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围绕着社区的组织结构、制度体系以及治理模式等方面展开,而对于作为基层治理“行动者”的社区工作者的情感劳动的研究不足。事实上,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社区工作者扮演着行政执行者、公共服务者与自治组织者等多重角色,并发挥着维护社会秩序良性运行,提升居民日常生活幸福感和增进社会团结等重要作用。但社区工作者在治理实践中复杂的情感体验和生动的情感劳动过程却被忽视了。因此,社区工作者情感劳动研究既是对基层社会治理中“人”的层面的现实关切,更是对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的积极回应。本文运用社会学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C市多个社区开展田野调查,并对其中66名社区工作者开展深度访谈,获取了大量经验材料。结合社区治理与情感劳动等相关社会学理论对社区工作者的情感劳动展开实证研究。本文将“结构——行动”分析框架置于社区治理现代化背景之下,以社区工作者群体的情感劳动过程作为联结宏观的国家治理体系与微观的居民日常生活体验之间的中介。对社区工作者情感劳动的内涵本质,指导其行动的感受规则和内化机制以及社区治理的结构条件与情感劳动实践的互构过程及其影响进行了整体性研究。研究发现:其一,社区工作者情感劳动的内涵及作用机制。相对于商业领域的劳动者,社区工作具有社会效益为先、情感资源优势、关系导向及互动角色情境化等公共服务领域的职业特质。这些特质决定了社区工作者的情感劳动以情感投入、多元主体互动关系建立以及特定意义生产为核心内容,在一定的工作和互动情境中,将情感治理的理念和情感劳动策略融入既有的制度框架之内,通过社区工作者的心灵整饰和情感生产双重实践过程,将国家宏观的治理目标转化为贴近居民日常生活情感实践。具体来讲,一是社区工作者通过即时性负面情绪转化,延时性情绪自我疗愈以及群体性压力应对,对负面情绪进行自主性的抑制和转化。二是通过群众工作中的情感积累,社会力量与资源联结以及社区共同体精神的培育,实现社群关系的联结与积极意义的构建。其二,指导社区工作者情感劳动实践的感受规则及内化机制。感受规则是规范社区工作者情感和行为表达的重要机制和内在动力。发挥着促使社区工作者克服工作压力和负面情绪并自主展开情感劳动的积极作用。通过职业化、专业化的人员选聘,强化服务意识与形象定位的政治教育,传递技能与树立价值观念的职业培训,培育情感与传递技能的群体互助以及个体经验提炼和感受内化等一系列过程机制,帮助社区工作者将抽象的“让群众满意”的工作理念转化为促使居民对服务的内容、过程及结果满意的具体的情感劳动实践。但应注意的是,当前感受规则内化机制的建设尚不完善,其叙事内容和表达形式有待提升。其三,社区治理的结构性条件与情感劳动实践的互构过程研究。一方面,社区工作者的情感劳动是转型期复杂的治理环境和社区治理“双重依赖”结构型塑而成的。社区为了获得政府给予的生存和发展性资源,需要承受自上而下的各种工作任务。而作为群众自治组织,社区工作者还需要通过与居民建立信任关系,为居民提供优质服务等方式来获得社区居民的情感认同和行动支持。而社区对于政府的生存性依赖相对于社会的合法性依赖更为迫切,这种“强行政—弱自治”的双重依赖结构也导致了社区行政化和自治属性边缘化等问题。正是在有限的权力和资源与不断发展的社会需求间的矛盾中,社区工作者情感劳动的出场具有了必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社区工作者通过情感整饰和情感生产的实践行动,维护了亲民的服务者形象,建立了良好的社群关系,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获得了居民自治组织的实质合法性,实现了社区治理目标。在这一过程中,社区工作者在行政与自治角色间寻求平衡,维持着既有治理结构的有效运行,也促进了社区治理结构不断调整和完善。而这种治理成果是以社区工作者情感能量的消耗为代价的,在疫情防控期间表现的更为明显,而社区工作者情感劳动的价值尚未得到政府和学界的足够认识。对积极情感劳动缺乏相关的保护和激励制度,造成了社区工作者群体的“弱势化”主观感知和“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因此,本文认为应以辩证视角看待社区工作者的情感劳动的多重结果,即个体情感的损耗与价值激励,职业群体的发展与制约以及走向善治抑或情感异化的双重社会性后果。重新审视在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作为职业共同体的社区工作者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潜在问题,并在制度设计、理念培育、技能提升以及环境改善等方面提出了对情感劳动的制度性支持。最后,本文试图对发端于西方商业社会的情感劳动理论进行本土化延伸性思考。从分析视角、情感转向、功能评价以及治理技术等层面对其理论内涵进行了丰富和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