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企业为主体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同时对于资本市场要“妥善处理金融市场异常波动,规范金融市场秩序,维护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由此可见,企业创新驱动和资本市场稳定是目前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两个重要议题。从企业创新驱动来说,我国整体创新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但实质创新能力有待加强。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高质量的创新不仅是自身发展的动力,更是在转型期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高管位于企业科层结构的顶端,是企业创新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其可能出于自身规避风险考虑抑制创新,也可能出于企业家精神促进创新,还可能把创新作为获取私人收益的工具,因此高管利用自身权力对企业内部的创新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从资本市场稳定来说,作为新兴的资本市场,股价暴涨暴跌的现象时有发生,而暴跌引起的崩盘对市场危害极大。学术界普遍认为企业内部代理问题引起的信息不对称是股价崩盘风险形成的内因,投资者的反应是外部推力。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为高管权力形成并不断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高管权力对企业内部的决策行为所生产的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加剧外部资本市场的股价崩盘风险。论文以此为契机,在我国企业高管权力不断膨胀导致较多代理问题、国家层面上呼吁企业创新但企业实质创新效果有限以及资本市场上股价波动剧烈的现实背景下,区分异质性产权,考察了高管权力、企业创新和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规律。对于制衡高管权力、提升企业实质创新能力、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选取了 2006—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在回顾了高管权力、企业创新与股价崩盘风险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根据契约观的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剩余控制权理论以及行为观的现代管家理论、过度自信理论,结合我国高管权力形成的制度背景,提出了高管权力、企业创新与股价崩盘风险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利用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OLS回归和Tobit回归、调节变量分析、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探讨高管权力对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规律、高管权力对未来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规律、企业创新行为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规律以及高管权力通过企业创新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传导规律。研究发现:(1)高管权力提升了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水平。但并不能将其全部归因于高管是维护股东利益动机和企业家精神的体现。在国有企业中,国企高管权力对创新投入具有挤出效应,与创新投入无显著相关性。相比于实质性创新,高管权力对策略性创新促进作用更显著;非国有企业可能面临严峻市场竞争环境和较少的政府干预,高管权力促进了创新投入和实质性创新,但也可能是受到“掏空”动机影响,将创新投入作为代理工具,从而促进了策略性创新投入和产出水平;以制度环境作为调节变量时,发现良好的制度环境约束了高管的自利动机、减少了政府干预程度同时提供了宽松的创新环境,从而对创新投入和实质性创新具有促进作用。(2)高管权力加剧了股价崩盘风险。在股权分散的非国有企业中,相对大股东起到监督作用抑制了两者的正相关关系;在股权集中的非国有企业中,控股股东的“掏空”效应加剧了两者的正相关关系;国有企业中高管规避风险动机明显,两者的正相关关系相比于非国有企业较弱;对上述关系规律进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高管权力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主因并非高管过度自信而是深层的代理问题;制度环境约束了高管权力的膨胀并增加了信息的透明度,从而有效抑制了两者的正相关关系。(3)创新产出减少了创新的不确定性抑制了股价崩盘风险,投资者关注的信心效应增强了两者的负相关关系;创新投入增加了信息不对称加剧了股价崩盘风险,投资者关注的信息解读效应减弱了两者的正相关关系;增加创新投入还可能成为内部人进行减持的工具,内部减持加剧了股价崩盘风险,投资者关注引起市场恐慌从而增强了两者的正相关关系。(4)在总样本和非国有样本中,高管权力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在创新投入的路径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而高管权力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在创新产出总水平和实质性创新中具有部分遮掩效应,而在国有样本中,无论是创新投入还是创新产出都无法实现高管权力对股价崩盘风险的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