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价虚高一直是我国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关注度高,民众反映强烈,往往被认为是“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造成的,殊不知造成药品不公平高价的因素多种多样,简单地通过惩治医药领域的商业贿赂与加强对医生的职业道德教育是不能从根本上推动药品价格下降的。药品行业的超高定价形式多样,原因错综复杂,因此首先应理清超高定价内涵及性质,其次是总结药品超高定价的各种表现形式,药企之间签订垄断协议制定超高价格是一个重要表现形式,药企滥用对原料药的市场支配地位进行超高定价是不容忽视的表现形式,药企利用反向支付协议维持超高定价和利用药品专利权形成的垄断地位进行超高定价也是另外两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对于药品行业的超高定价行为,我国反垄断法及相关规定仅仅给出原则性的规定,药品行业的管制法设置也比较模糊,目前药品行业还缺少一部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指南。就药品行业超高定价的认定目前还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由于患者对某一类药品的依赖性,治疗同种疾病的药品是否属于同一产品市场存在争议,这给相关市场的认定带来困境。药品行业超高定价行为的复杂性,药品研制过程中的隐形成本,使得几种认定方法在实践中存在着各种弊端。药品行业超高定价行为的救济措施与反垄断执法方面同样面临着困境。目前世界上存在两种对药品行业超高定价的规制态度,一种是以美国代表的“自由放任态度”,认为有可能会破坏药品行业原有的价格规律,打击药企创新积极性。另一种是以欧盟为代表的“谨慎规制态度”,认为规制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持市场竞争秩序。无论一个国家选择哪种规制态度,都与其本国的国情、社会整体利益相关。总体来讲,规制药品行业的超高定价行为带来的利益要大于不规制,但规制又面临着药品的差异,所以要因药而异进行规制。国外关于药品行业超高定价的典型案例——辉瑞案与Napp案,对两个案件的基本案情、争议焦点展开深入分析。索菲布韦片事件代表了对专利药品超高定价行为进行反垄断规制的一种态度。通过两种规制态度的阐释与案例的分析,从规制态度与理念的选择、对药品超高定价的认定方法与反垄断执法三个方面进行借鉴。对药品行业超高定价行为进行反垄断法规制,可以从事前、事中及事后三个路径进行完善。在事前完善路径上,制定一部药品行业超高定价的反垄断执法指南是首要之举,加强对原料药市场的事前监管与合规建设是长期之举,这是因为竞争文化需要培育,我国目前条件还没达到。对于利用反向支付协议维持药品超高定价的行为应明确纳入反垄断法与反垄断执法指南规制的范围。对药品专利权形成的垄断高价可以完善药品价格谈判机制,来降低高端药品价格。在事中完善路径上,借鉴欧盟经验对药品行业的超高定价行为保持审慎的规制态度,满足一定条件下进行规制,有利于协调公共利益、药企利益与消费者利益。优化药品行业超高定价的认定方法,由于几种认定方法各有短处,可以综合适用几种方法。对药品行业超高定价行为相关市场的认定进行完善,加大对实施超高定价药企的反垄断处罚力度,增加反垄断执法威慑力。在事后完善路径上,对于缺少认定证据的药品超高定价案件,优先适用经营者承诺制度,无疑是一种节约司法成本的选择。适当运用结构性救济,对药品降价也能带来不小的压力。对反垄断执法机构之间的反垄断执法冲突、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药品行业管制部门之间执法合作给出完善建议,可以对药品的超高定价行为进行有效反垄断执法与监管。最后应建立药品行业超高定价行为反垄断执法的追踪机制,防止药企再次实施超高定价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