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发展演变中,民族及文化因素的地位日益彰显,作用不断抬升。以“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一大批关注民族及文化现象的国际关系新理论涌现,以争取民族平等发展权利、反抗外来干涉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民族运动在全球兴起。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日本人论”为代表的日本异质化理论,使处于经济发展收获期的日本人切实感受到了日本文化的“优越感”,民族和文化因素在其对外决策中的地位和用作用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影响日本外交发展方向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在当代日本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中,民族主义思潮及运动不仅制着约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而且也对外交往格局的发展变化有着重要影响。新民族主义的滋长和蔓延,离不开日本特殊的经济社会现实,离不开日本传统的文化根基,离不开日本对外部世界的交往与反思。冷战结束以后,日本通过重修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一系列举措,企图修正历史;通过修改和平宪法和防卫政策、推动日美军事同盟转型等举措,谋求建设大国化的日本。凡此种种,既是冷战结束后日本新民族主义潮流兴起并高涨的标志,也是其全力助推的结果。当前中日关系政冷经“凉”、过去处于休眠状态的诸多争端热度再起、国家交往及民族互动中的裂痕难以弥合并不断扩大,这些现象都与新民族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研究后冷战时代日本新民族主义如何产生及怎样发展,可以全面分析和判断形势,准确把握规律,客观对待中日关系中存在的新旧矛盾与问题,为制定对日方针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