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投资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部分行业先后出现“投资过热”现象。宏观层面的“投资过热”与微观层面的企业非效率投资有紧密联系。作为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健全,政府对企业行为仍有着重要影响。许多企业为方便获取更多资源或者为了存活,倾向于与政府建立“联系”。这种关联可以表现为政府直接任命国有企业的高管所建立的天然的“血缘关系”,也可表现为民营企业通过聘用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官员、军人等作为高管,或由现有高管参政,主动参与决策的制定与实施。政治关联的存在性已经被全世界的学者普遍证实,但是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和投资行为的影响仍然没有定论。一方面,政治关联被视为一种替代性的非制度性因素,可以帮助企业获取资源,带来融资便利、产权保护等诸多好处,促进企业的投资；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政府的“掠夺之手”,扭曲企业的投资行为,减损企业价值。在经济转型国家中,这种政治关联现象尤为显著。本文通过2004至2011年中国A股上市民营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三种回归模型(传统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定量比较分析,旨在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投资行为与投资效率的影响。本文结构和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引言。本章是对论文研究背景及主要内容的概括,具体包括研究的背景与问题的提出、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研究的内容与结构安排介绍、研究的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点。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通过对政治关联、企业投资效率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及相关理论研究进行回顾与梳理,力求对相关研究发展有准确把握。通过综述发现,目前对于政治关联和企业投资效率二者直接关系的研究较少,方法不同,结论也各不相同,且缺乏系统探讨。本文试图补充这一方面的研究,丰富现有理论和研究成果。第三章,政治关联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研究假设。本章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关系开始研究,分析政治关联对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影响,进而分析政治关联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渐进式地提出三点假设。第四章,研究设计。提出本文经验方法的选取、研究模型的建立、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变量的定义及度量等。第五章,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首先对样本进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检验分析,然后通过均值和中位数的投资水平分析描绘投资——现金流U形曲线,之后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分析,最后对回归结果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第六章,总结。本章总结了研究的主要结论、研究的贡献、研究的不足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通过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上市民营企业的投资与现金流之间呈U形关系。当内源现金流较多(为正)时,投资随内源资金(净营运现金流)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当内源资金不足(为负)时,企业投资仍然随现金流的减少而增加。(2)政治关联企业具有更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尤其在投资——现金流曲线的左边(现金流小于零时)这种影响更为显著。(3)当投资机会(以托宾Q值表示)不同时,政治关联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有显著不同,并且这种差异主要存在于现金流为负且企业投资机会较差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关联会造成企业非效率投资。本研究同时具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本文首先是对政治关联相关研究的补充。中国的政治关联研究刚刚起步,许多文献着眼于政府干预、国有企业,利用陈旧的调查结果或用横截面回归的方法进行分析,更多关注企业价值,但是有关政治关联对企业投资行为与投资效率的影响的系统性研究十分不足。许多研究还忽视了投资与现金流的非线性关系。本文既考虑了投资与现金流之间可能存在的U形关系,并且运用三种模型进行比较分析,包括面板数据研究的方法。本文对模型和方法的应用上皆有创新。在对实际应用的贡献方面,本文研究结果是对中国近年来投资过度、产能过剩等非效率投资问题的佐证,也解释了中国民营企业迅速扩张的原因。如果法律和市场环境能够更加完善,经济环境能够更有益于企业成长,那么消除政治关联可能更有益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