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张骞出使西域以来,两汉时期中央王朝逐渐和西域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所体现。政治方面,通过使者这个媒介,双方关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其表现在官方的正式交往活动中;和亲女、质子、官吏则是使者外交职能的分化,即按外交任务的不同被赋予了特殊的职能,联姻和纳质在血缘、文化等方面维系了双方的交往关系,置吏是与西域关系在职官上的反映,从而确立了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控制权。军事方面,双方通过武力威胁和战争这两种方式进行较量,其主要差异在与外交成本和外交效果,当武力威胁已经难以对西域诸国形成有效控制之时,就会升级为战争。两汉的屯田之策,则为控制战略要道、稳定后方提供了保障。经济方面,表现在农牧业、工商业等领域的东西互动,一方面是商品的交换,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中央王朝灌溉、冶铁等技术的西传,而“丝绸之路”的开辟则是双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综合体现。文化方面,受民族融合的影响,促进了两汉时期艺术的繁荣,在杂技、音乐、绘画雕塑等方面都有体现;西域国家在深受汉王朝礼仪文化的熏陶的同时,中原地区人们生活方式也发生一些变化;除此以外,佛教传入中原,并逐渐由上层阶级走向民间。通过综合运用以上外交手段,两汉时期中央王朝与西域关系表现出阶段性的变化特征。西汉时期,中央王朝与西域关系开始发展于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全盛于宣帝神爵三年西域都护设立和开府,衰落于平帝末年,到新朝末年西域与中原断绝联系;东汉时期,以明帝永平十六年北击匈奴为标志,中央王朝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和帝永元三年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顺帝永建六年班勇恢复伊吾屯田,是东汉王朝经营西域的达到发展高峰的两个标志,安帝以后,随着中央王朝自身的动荡,其经营西域政策逐渐走向崩溃。尽管两汉时期的对西域的外交政策颇有沿袭,但由于经营目的和时代价值取向的差异,导致其在政策稳定性、经营主导、使者功能性、竞争对手等方面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