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兼收并蓄的文化环境中,一部分戏曲理论家运用新的学术理念和方法来研究戏曲理论,如王国维、余上沅；而另一部分则沿袭传统的考证、校勘、辑佚方法,走老派学者的治学路数。这一时期的戏曲理论批评,既有借鉴西方戏剧理论,又有传统戏曲批评的延续,具备新时期的学术特征,体现了“传统”转向“现代”的学科意识。该时期戏曲研究独立成科,表现在学科术语及专有概念的确立、研究方法的明晰、理论观点及理论结构的出现,传统的曲学本位开始向全面发展。王国维、吴梅等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构建戏曲史学科。民国时期学者对戏曲功能观的认识是存在分歧的。戏曲改良者片面强调戏曲的社会教育功能,将戏曲作为宣传政治思想、引导社会舆论的工具。而冯叔鸾、王国维等人则主张不能偏废戏曲的娱乐功能。在对戏曲起源的求证上,此时期理论家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起自西方的“摹仿说”与传统的“词余说”并立。虽然此时期戏曲地位得到了提高,审美观念依然处在雅和俗的二元对立中。在传统雅俗观念的影响下,当时的学者侧重从文本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研究戏曲审美风尚的变化。受中国传统审美观念以及其他艺术形式如诗和词的影响,“意境”也被用来作戏曲理论批评。王国维是戏曲意境论的集大成者。余上沅则从传统思维方式的直觉性和整体性特点出发,以“纯粹的艺术”来论述戏曲的美学特征。王国维将西方的悲剧观念引入中国传统戏曲研究中。他以传统文化中的悲剧意识为基础,又吸纳叔本华等人的悲剧理论,融会贯通,开拓出全新的研究领域。以西方悲剧观念来观照传统戏曲惯有的“大团圆”模式,会发现传统戏曲内部存在着消解悲剧性的因素,这与传统文化“和为贵”、“和为美”观念密切关联。民国时期的戏曲理论家对戏曲表演、脚色特征、脸谱、宾白等等都予以足够的关注,丰富了舞台表演理论。戏曲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戏曲理论研究也体现了综合性的特点。民国时期的戏曲理论与当时的剧本创作、舞台演出、戏曲改良运动等密切配合,无论是从历时性还是从共时性的角度看,都显示出激荡变革中的转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