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而在整风后更是一种“党的文学”或党派文学。因此，本文认为，探究其意识形态化的形成应该作为延安文学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和突破口。它至少可从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来探讨，即：延安文学观念的形成、延安文人心态的有机化形成、延安文学创作实践及其意义构成。延安文学形成的复杂性在于，“鲁迅传统”也曾介入其中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故本文除绪论和余论外，亦因之由相应的四章构成。主要采取顺势研究与逆势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第一章主要探究延安文学观念的形成。指出：其一，民族主义在四十年代是一种富有统摄力的意识形态，是延安文学观念最初赖以形成的内在动力与逻辑起点。其二，文艺上“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是民族主义话语在文学理论与批评上的一种显明表达或呈现。民族—现代性是“民族形式”这种有待创造的新形式所特有的现代性内涵。周扬、何其芳等人在文艺实践上坚持了一种艺术形态的二元论观念，但在价值取向上又分明指向了文学的民族—现代性。其三，民族主义向阶级—民族主义的转换是把延安文学观念推向“党的文学”观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其四，“党的文学”是延安文学观念的核心部分，也是其至为关键的存在样态。在毛泽东的理论建构中，“党的文学”观的提出有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其五，延安文学观念中的诸多范畴是以“党的文学”这一核心观念作为基本的、不可逾越的价值依归的。它们在“党的文学”这一总的观念统摄下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又反过来更为牢固地确立了“党的文学”观的支配性地位。至此，延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也就由“民族形式”论争时期的民族—现代性转换为阶级—民族—现代性，或进而言之为党的—民族—现代性，这是“党的文学”观的内在呈现，是文艺整风后延安文学观念中的独特现代性表征。 第二章主要探讨延安文人心态的“有机化”形成。认为延安文人经历了一个由自由心态的获取→自由心态的失落→自由创作心态的终结→权威崇拜意识产生的过程。延安文人最终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化成为新的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有机的知识分子。但这转化过程相当复杂。其中指出：第一，毛泽东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仅只是借鉴了列宁主义塑造新人的方法，它与古代的内圣之学或内圣外王之道具有一种深刻的关联。第二，延安文人在真诚与说谎之间经历了一种特殊的心理变奏。在严厉的政治—文化场域中，说谎不仅是延安文人和知识分子面对外部及内心世界的压力所具有的一种进行自我防御的应对机制，而且是为新的意识形态话语所许可的常态性表达机制之一，是产生意识形态认同的必要条件之一。延安文人说谎心理和说谎机制的产生更会由于当时恐怖气氛和恐惧心理的存在而得到进一步加强。第三，延安整风期间的文艺批评在相当程度上转化为一种被政治意识形态委以重任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性批判机制，它与日趋体制化的文化管制与审查机制一起最终导致了延安文人自由创作心态的终结。第四，英雄话语并非终极话语。对于劳动英雄的歌颂和推崇在终极意义上自然转换为对于毛泽东的歌颂和崇拜。在此种状况下，延安文人自会产生一种权威崇拜意识，他们在话语实践中也就必然会向新的意识形态表示完全认同并与之发生某种全新的顺从与共谋关系，必然会把毛泽东的《讲话》奉为创作圣旨或圭臬，“党的文学”观必将充分体现在他们的文学话语实践中。第三章认为，曾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传统”形成于延安时期。它的。在延安，一方面，鲁迅的创作传统及其精神风范正日益呈现出被不断给以弱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作为革命家的“鲁迅”却在延安政治一文化界的强力形塑下，正步履矫健地走向人间，凸现在世人面前。在这形塑过程中，鲁迅日益被赋予了精神法则或道德律令的意识形态化功能，“鲁迅传统”正经历着适应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之需要的转换:延安文人开始自觉把鲁迅话语纳入到整风话语的营造之中，以期让鲁迅话语最大限度地发挥印证或支撑毛话语之真理性的功能。于是，延安时期的“鲁迅”渐被塑造成了一个政治一文化符号，鲁迅被符号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遭遇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对于鲁迅的理解和诊释不仅有助于延安文人认同新的意识形态，而且有助于他们自身的思想改造，毫无疑问，在他们对鲁迅人生之路的理解中也深刻蕴含了他们对自身人生之路的反省与期望。 第四章主要探讨延安文学话语实践中的意义制作与凸现问题。指出:其一，延安文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体现了集体化想象逻辑和运作模式的革命文化运动，文艺整风开始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写作方式的“集体创作”得以产生。当时对集体创作的提倡其实在个人与大众的关系上因应了一种新的结构性变动。在一定意义上，集体创作既是新的意识形态话语逻辑的必然产物，是与“党的文学”观相适应的文艺生产方式，也是处于思想改造之中的延安文人所必然采取的一种意识形态化应对机制。其二，集体创作方式在延安戏剧运动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现。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它们在结构、主题等方面呈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