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枢密法院作为1495年至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最高法院,对于德意志地区法制近代化而言,存在着多方面的促进推动作用。其人员构成与结构设计,有助于罗马法化和法律职业的形成；其在诉讼程序、审级制度方面的影响,有助于司法裁判更具有学术化合理化的特征；其对于地方领主法院的示范、引导和压力,有助于地方司法与政治生活的现代化；其对于弱者的司法保护,起到了类似于欧洲人权法院的功能。另一方面,帝国枢密法院之审判自身展现出许多现代西方司法的色彩,比如其司法独立----独立的经费来源、人事制度和以学术化确保独立性的尝试,又如其司法理性----拒绝采取刑讯与神判法获得的证据,以“宣告无效之诉”避免事实发现环节内的非理性,再如其通过宗教诉讼展现中的政教分离的尝试,通过“常规年之诉”,将教义正确之争置于和平安定的价值之下。帝国枢密法院对于德意志地区的法制近代化过程,司法审判与行政决策的理性化、专业化与学术化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与其所从属的神圣罗马帝国框架一样,虽不为近代所接纳,却早已埋下了近代化的潜力与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