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问题是任何国家都难以抵制和杜绝的。行贿犯罪是典型的贪腐类犯罪,以往实践中“重受贿轻行贿”的模式饱受诟病,行贿罪已经成为孕育受贿罪的温床。近年来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解释的相继出台,加大了对行贿罪的处罚力度,引领了“行贿同样可恶”的理性态度,但是行贿罪刑罚配置在立法上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本文拟对行贿罪立法存在的问题予以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本文包括以下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行贿罪刑罚配置立法概述。在对行贿罪、刑罚配置以及行贿罪刑罚配置三个概念进行解读后,梳理了行贿罪刑罚配置的立法沿革。第二部分,行贿罪刑罚配置立法分析。《刑法修正案(九)》在行贿罪刑罚配置上作出修改,在这一立法现状下,行贿罪刑罚配置仍存在无限额制罚金刑背离罪刑法定、罚金刑与自由刑衔接不顺畅、资格刑缺失和“免除处罚”规定不妥等问题,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已有刑事政策未起到科学的引领作用、立法观念上迷信重刑主义和立法技术上存在局限性。第三部分,域外行贿犯罪刑罚配置立法考察与借鉴。通过考察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在廉政建设方面颇有成效的国家在行贿犯罪刑罚配置方面的立法规定,将其中对我国有借鉴价值之处进行重点分析,例如完善行贿罪罚金刑、增设行贿罪资格刑。第四部分,行贿罪刑罚配置立法完善。在刑事政策上要平衡“立法因果论”和“司法效果论”,以科学的刑事政策引领行贿罪刑罚配置立法;在刑事立法上建议行贿罪采用倍比制罚金刑、分多种情况规定罚金刑的处罚方式、增设行贿罪“阶梯式”资格刑以及废除“免除处罚”的规定。以行贿罪刑罚配置为着力点,针对行贿罪刑罚配置在刑事立法上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有助于从根源上探寻我国产生腐败问题的症结所在,以期在防治贪贿犯罪方面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