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者服务业的兴起建立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上。“配第-克拉克”定理揭示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规律: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劳动人口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再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该定理被钱纳里、库兹涅茨等所证实。从世界经济的实践看，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就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经济重心开始转向服务业，服务业占就业和GDP的比重不断加大，在主要发达国家这两个比重都超过70％。服务业的发展极大促进了国际服务贸易，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了货物贸易。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城市产业结构迅速升级，例如，纽约和伦敦的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85％、占就业比重超过70％。　　生产者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是发展生产者服务业的内在动因。在服务业迅猛发展的同时，服务业内部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服务的生产性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和认同，面向生产过程的生产者服务业不仅是服务业最大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增长最快的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70％的GDP由服务业创造，而生产者服务业占服务业GDP的70％，即接近50％的GDP是由生产者服务业创造的。而且，生产者服务业具有知识、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密集的特征，能够提供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的高级生产要素，并促进知识的生产、积累和传播，是把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输送到生产过程的重要载体，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能够增强产品差异化优势，是创造内生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　　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具有重要影响。现在发达国家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高科技产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高端，而发展中国家仍然以一般加工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为主要产业，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中低端。产业结构高级化使发达国家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更多的好处，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明显不利地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长期以资源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来参与国际分工，将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出现“贫困化增长”，失去产业升级的机会。生产者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参与生产过程，能够提高相关产业的生产效率，创造出内生比较优势，从而改善国际分工地位。因此，在决定国际分工格局时，对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内生比较优势比外生比较优势更加重要，所以，发展中国家需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生产者服务业。　　在现代经济中，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是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重要载体，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能力。一方面，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内在增长引擎源于城市经济结构转型。随着服务经济的兴起，城市主导产业由制造业向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转换，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生产者服务业在大城市形成集聚。而且，高等级的生产者服务业集中在高等级的城市中;另一方面，生产者服务业集聚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生产者服务业集聚与提升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等级密切相关，生产者服务业集聚是世界级城市发挥资源配置和管理控制功能的基础，世界级城市的形成过程是“全球控制能力”的产生过程，而且这种控制能力的产生依赖于生产者服务业的快速增长。　　既然生产者服务业对城市经济发展乃至国际分工地位都具有重要影响，该如何发展生产者服务业呢？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产业集聚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有效模式。因此，需要深入研究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动因、形成机制和效应。由于产业经济技术特征不同，生产者服务业有着与其他产业不同的集聚因素:一是与要素相关的因素，包括人才资源、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二是与市场相关的因素，包括市场关联、产品差异化和本地市场效应;三是与产业组织相关的因素。与传统产业不同，促进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不只是共享基础设施、节约运作成本等因素，更在于信息获取、知识溢出、技术创新、市场关联等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但仍处在“粗放型”发展阶段，资源和能耗高，附加值和经济效率低，虽然对解决就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不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国际经验表明，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需要依靠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这些都与生产者服务业密切相关。目前我国服务业结构不合理，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比例过高，相比发达国家、甚至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都较低，在国民经济中的“瓶颈”状况未得到根本缓解。而且，WTO过渡期即将结束，我国将扩大服务市场的开放范围，形势十分严峻。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采取有效措施，创造条件促进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尽快提升生产者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力。　　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正在进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吸引生产者服务业的国际转移或外包项目，竞争十分激烈。我国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做好城市CBD、生产者服务产业园区和服务外包基地的规划与建设工作，积极承接生产者服务业的国际转移，增加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FDI项目的比例，并创造条件发挥生产者服务业FDI的溢出效应，带动我国生产者服务企业快速成长，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我国向世界生产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