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正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城镇化的水平正在不断提高,城市建设需要大批劳动力,“农民工”成为了城市里不容忽视的一类群体。2014年,国家首次提出要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并配套一系列制度,试图使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市民化。但是这一美好愿景在现实中遭遇困境:农民工因受各种因素的制约难以转为城市居民,社会融合的推进速度十分缓慢。众多学者对这一现象展开讨论与分析,认为主要是户籍制度制约了农民工社会融合过程。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解,合法性本身存在悖论性质,国家在意图加强其合法性的同时,往往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本文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通过剖析农民工相关的社会制度,结合笔者走访武汉市部分农民工得到的相关访谈内容以及二手的问卷调查数据,以合法性悖论这一全新的视角解释农民工为何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研究发现国家为了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其制度安排与农民工群体的真实诉求存在真空地带,制度的效用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被削弱。而合法性悖论产生的原因是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从本质上来说是现代性“异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