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于1937——1945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书写历史,从小说文本书写范式在1942年间的巨大变化,勾画历史形迹,呈示文学内外因果关系,突出牵系多方的力量和行为在文学、文本内外生存中的调配和影响,从而尝试以文学历史的普遍问题勾连文学史现象关注和文本叙事建构两大系统,又以文学、文本多方力量和质素在系统各领域的映照和交互影响,以文学与历史的关键因子在文学史、文本的互为互现,尝试对此一时段文学史牵系多方又影响深远的品质作多向度、多层面的界定。第一章,从解放区文艺在小说书写上与苏区书写的断裂这一现象出发,梳理延安—解放区小说书写的文学渊源,从文本叙事的角度,确立左翼小说书写文本层次剥离的可行性,揭示其白话雅语、欧化长句对叙事意蕴的营造和话语权的昭示,并探讨了抒情、议论、对话、细节在左翼小说故事演绎中的种种表现,尤其是仿真、对比、隐喻、象征等修辞在左翼小说文本建构中,从单纯、单一技巧运用到文本叙事理念的叙事历程。在此基础上,探讨左翼进入延安后,在保持自身写作风格和传承的前提下进行的写作调整,揭示调整行为在叙事中的种种表现和冲突。最后,在三、四十年代五四先锋文学系统和世界文学系统的参照中,确立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夕延安左翼小说的历史位置并揭示他们可能有的书写面向,而在左翼自身的发展历史和三十年代末中华民族的时代现实梳理中,揭示左翼书写已经出现的不协调和将要面临的危机。第二章,着重探讨和呈现延安—解放区小说创作的生发力量在区域政治直接的政策规范和人员调控下,被历史性地重新布排的过程。本章深入探讨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历史背景,揭示延安文艺界本身存在的浮躁之气,关注整风运动,在呈现双向持平的历史运动中,揭示左翼创作主体思想、生活和写作上的调整和转变,呈现新的写作需要对五四知识阶层书写延承的压抑。第三章,围绕1942—1945年解放区中短篇小说创作高峰,从短篇小说与故事的关系出发,揭示“故事”和“战争”对解放区短篇小说文本内外的整体规定,对古典话本传统的继承,对说—听叙事氛围的营造,以及在说—听叙事下,语言的村话传统、村庄生活情韵和现实阶级分野。同时呈现说—听叙事模式下的文本故事建构,揭示其中的力量对峙和外来者形象设置,凸现小说的传播性能。再则,本章还梳理了含蓄潜在的书写力量在围聚说事的大氛围中,通过某些技术处理和巧妙的暗示,将说—听模式置换为书写—阅读模式,从而赢得创作主体主导地位的文本叙事构建。最后,聚焦1937——1945年的文学历史,总结新文学书写历史、时代现实、左翼书写延承对此时段文学书写的合力塑造,勾勒社会、文学、作家、文本之间同一性的力量延伸和互为映现的关系舒张,由此定位历史的大趋势和文学书写转型的总体价值。同时,进入历史到人生、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