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文人从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转换的重要阶段。始于1902年的新小说,是新式士人通过赋予文学想象新的国家民族主体的功能,实现文学的现代化和自身现代化的一项尝试,也是被边缘化的文人和文学力图重新中心化的一种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同样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借西方女权理论的输入,通过禁缠足,兴女学运动,也在进行中心化的努力。因此,女性在这一时期特别开阔的想象空间,为新小说努力开掘关于新的政治想象,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拓展方向。而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借助新小说也得到了超越,获得了多重的现代意义。但文学的现代转型和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并没有通过新小说完成。新小说过于显豁的功利的政治主张,反而限制了它在文学上的成就。而文学近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游戏观念和商业化倾向发展出的另一种文学现代化的方向,在新小说经历了短暂的以政治功能为主要追求的阶段后,逐渐占据上风,并使新小说转向非政治化的通俗言情小说,最终以鸳鸯蝴蝶派文学作为收束。新小说时期的政治化和去政治化的过程,对这一时期的女性想象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新小说本身的实验性质,也能够包容对新女性的多重想象,从而为现代文学的女性画廊增添了新鲜而多面的形象。实际上,今后一个多世纪关于女性解放的问题,也几乎在这里被悉数提出,虽然新小说还没有能力提供理想的解决方案。但晚清性别意识和性别话语尚不成熟的发展,遗憾地终结于以言情为主要特征的鸳蝴小说,并没有完成它的现代转型。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鸳蝴小说或许是文学离政治最远,离商业化最近的一个时期。晚清民初的言情小说开启了都市通俗文学的传统,比五四文学走向乡村的民间,更早地就走向了都市的民间。言情小说建立了现代文学的小传统,这或许是它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但就性别话语而言,言情小说抹煞了晚清女权运动的很多进步因素,并以单一替代了丰富。它能够透露出的晚清女权的积极信号,或许集中在对于女性恋爱婚姻自由的肯定这一点上,这是言情小说对女权本土化最成功之处。除此之外,言情小说对于性别的狭隘想象是令人失望的。这也决定了以言情小说作为收束的晚清新小说,只是文学中现代女性想象的过渡时期。本论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初晚清新小说中的女性想象和相关问题的梳理,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现代女性形象的形成和女性解放传统的发生做一个初步探索,并为现代女性文学形象演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资料准备和研究框架的提示。第一章将主要关注在政治小说热潮中出现的一种将女性和新的国家民族想象联系在一起的新女性形象。在近代小说中,最具创新性的女性形象,或许首推以民族革命事业为己任的一系列女国民、女豪杰形象。这些形象的产生,密切配合了新小说的主张,即赋予文学以想象新的民族国家主体的使命,女豪杰、女国民即是这样一种想象的产物。和民族国家话语建构最为相关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两类,一为女革命党形象,另一类就是和兴女学相关的女性启蒙者。女豪杰基本上不是对现实女性的模拟,而是超前于现实,对现实中的女性具有启蒙和示范的作用,她们因此常常被蒙上一层虚幻的或乌托邦色彩。而在写作策略的运用中,作者常常将女豪杰和传统小说中的女侠取得某种联系,以消除读者的陌生感,方便获得接受和认同。但晚清的女豪杰和女侠的相似性是表面的,两者境界有高下之分。而在以兴女学为主题的小说中,虽然作者都大力提倡女性应接受教育,但教育理念大多与保守的传统女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女学的目标指向也大多不在女性自身,女性自我意识的培养被忽视,女性的社会发展没有得到充分的鼓励。这些小说还常常不能正视现实中兴女学的艰难过程,对出现的诸多问题多采用幻想性的解决。在这些女子爱国小说中,女主人公都自觉地以女国民自任,强调合群的集体意识,不惜压抑和牺牲个人。但是,以“天下兴亡,匹妇有责”自任的女性,为后来的女性打开了一条广阔的发展道路,整个20世纪女性的发展中,参与国家民族建设成为女性最重要的发展方向。晚清中国女性走出了可贵的第一步。第二章将主要关注从狭邪小说传统中发展出来的女性的现代因素。晚清新小说时期不仅出现了像女豪杰、女国民这类之前文学史中没有过的新女性形象,也有从传统中翻出新意的新女性形象,狭邪小说中的妓女形象就是突出的一个类型。她们既是旧时代的产物,又带着破坏旧秩序的能量。她们不为旧所容,也不为新接受。当时社会上一批被贬义地称之为新女性的人,其参照对象,就是青楼妓女。贬义的“新女性”意味着,像妓女一样放荡。20世纪前后狭邪小说中的妓女形象,常常脱离男性的驾驭,引起男性的不安和恐惧。她们对于自我感情的主张,经济的相对独立,社会能力的发展,都有着鲜明的个性解放色彩,具有超越时代的超前性和先锋性。但这些积极的因素并不能为当时的人们所能认识和接受,她们在小说中基本上作为负面的新的女性形象,被贬低和丑化。她们和正面的女豪杰形象成为一种对照,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冲突。但这两类女性也常常存在交集,女豪杰常常会以妓院作为活动空间,以妓女身份作为掩护;而妓女则是晚清参与社会活动最积极的一个女性群体,个别有追求的妓女,甚至积极介入政治活动。妓女和女豪杰具有共同的女性解放的意义。在之后整个20世纪的文学中,女性的民族解放和个人解放的结合和冲突的问题,始终伴随着女性解放的历程。这个问题其实在晚清已经被提出了。狭邪小说也是晚清民初言情小说的滥觞。狭邪小说的衰落和写情小说的兴起,是一个交替的过程。两性关系和情感的想象,在女性主人公由妓女转为良家妇女后,从勾心斗角的紧张变为温情缱绻。言情小说通过对女性身份和两性关系的纯洁化来迎合市民的口味,使两性关系的书写完成了一个转折,开启了带有商业色彩的通俗言情文学传统。前面两章讨论的都是晚清社会女性中的特殊群体。其中,女豪杰更多是当时文人对新的理想女性的一种想象,在现实生活中,像秋瑾这样的女革命家其实很少。而妓女虽然是现实存在的一个女性群体,却是越过女性生活常规的社会身份特殊的女性。她们都不能代表大多数一般女性的情况。当然,所谓一般女性也是有差别的,城市和乡村的女性、中上层和下层的女性,她们本身所处的社会环境有比较大的差异,对社会变化的感受度和反应也有很大不同。20世纪初维新思想家对女权的提倡,更多地影响到城市中上层的女性,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改变更多地在她们身上得到体现。因此,本文对女性新的现代因素生成的考察,会比较多地偏向这部分女性。晚清女性既处身于一个不得不新的局面,又有许多不敢新的约束。女性面临一个重新审视自己,重新定位自己社会身份的过程。从外表到内里,传统女性的行为规范被全方位地重新界定。她们要比那些可以肆意试验新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妓女有更多的因袭负担。由于这些女性形象和现实更加接近,她们和基本上虚构的女豪杰新得很干脆利落相比,从旧到新的蜕变过程也要琐碎和困难得多,新旧因素参差地消长渗透着整个过程。但即使是一步三回头,她们开始了种种新的尝试,开始了从外表、气质到生活方式,以至文化观念的重塑。这种重塑发展了女性的社会性别,为现代女性形象的形成勾勒起初步的轮廓。第三章将考察女性想象在女性新的社会身份、道德规范、文化观和婚恋观建立中的相关问题。第四章将探索女性在20世纪初寻求社会发展最初的努力在小说中的表现。女性形象被重塑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女性开始了社会化的历程。但在晚清,即使对于城市中上层女性来说,走向社会也是一种有限制条件的活动,女性的社会发展总体上是很初步的。但毕竟,女性在社会交往、自我表达和主张、职业意识等各个方面,都有了进步。这些女性发展的足迹,也在晚清小说中留下了痕迹,尽管它们多是从男性作家的视角来表现的,扭曲和虚构的成分难免掺杂其中。晚清突出的新旧冲突引发的思想混乱,在表现女性的新和变中也非常明显;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思想观念的滞后引发的脱序,鲜明地表现在对新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在晚清最后十年,也有个别女性开始了小说创作,在文学中发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这本身也是女性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本章还将通过对女性创作小说的分析,探寻女性解放起步阶段女作家的思想轨迹,探索女性意识的形成和时代对女作家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