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孤岛”作为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夹缝中的灰色地带,一直以来都被冠以了一种特殊而又暧昧的身份标识。对于彼时彼地的电影生产与传播而言,更是一道令人称奇的风景。由于战争的原因,作为中国电影中心的上海已然失去了战前有利的发展环境,电影公司、电影导演开始大批次的向“大后方”转移;然而,作为战争分界线另一端的“孤岛”却是令一番景观,殖民者围困下的短暂安宁以及难民的大量涌入间接导致了租界区经济的畸形繁荣,并催生出了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电影文化空间,也由此掀起了一股商业电影的竞争热潮。一方面,电影投机商们绝境逢生,面对日益膨胀的市场需求纷纷扩大制片份额,摄制了大量的商业娱乐电影;另一方面,坚守在“孤岛”的进步剧作家则代表着左翼文化力量悄然进入到电影界,创作了一大批具有爱国意识的历史题材剧本,并且与同样留守在“孤岛”的电影人合作,将这种民族主义内核融入到商业电影中,借古喻今以抒发家国情怀。孤岛“古装片”也正是在商业与政治的合力下应运而生;首先,这种依托于传统叙事、通俗情节的“古装片”能够迎合观众的审美心理,而且也能够逃避租界的电影审查;另外,古装片中多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为蓝本,其中不乏对抗敌御侮、除暴安良的英雄人物的讴歌,“古装片”也因此承载了为国家、民族发声的使命。而作为维系古装片生产、宣传、表演的女性则恰恰在这种商业策略和政治话语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孤岛”古装片中不乏对于女性的描写,女性身体的呈现作为一种感官刺激,成为了大众消费语境下的商业卖点;其次,古装片中的女性形象背后实则蕴含着一种历史意识,她们作为古装片中的叙事主体,在剧中被赋予了一种“忠贞、气节”的爱国象征,尤其是对于被殖民者“阉割”的殖民地男性而言,她们更是作为一种狂想式的“女救世主”而存在。但是,这种女性形象背后的身体消费和民族主义叙事,更多的是建立在男性的叙述原则之上的,而后果却是使得“女性”成为了被男性操纵、规训的“他者”,并且丧失了女性的“本真”,最终使得女性陷入到一种复杂的身份认同。通过“孤岛”古装片中的女性形象这一文化载体,并将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我们可以考察到当时的电影业是如何在举步维艰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生存的:一方面女性的身体消费体现了半沦陷租界区的现代性症候以及市民阶层的大众文化,直接反映出“孤岛”影业的商业策略;另一方面女性背后的救国叙事又指涉出“孤岛”电影在“野蛮生长”同时,仍然坚守着爱国净土,从围绕女性角色展开的银幕形象构型、影像风格、叙事策略中便可清晰的洞见到文本形式中所巧妙包裹着的民族意识。同时,力求更客观地书写“孤岛”古装片中女性形象所投射出的历史镜像,本文也将回溯到彼时的电影批评,一窥男性话语下的古装片女性形象批评,某种意义而言,各知识分子团体对于女性的评价标准,恰恰就是他们对“孤岛”电影的评价标准,“孤岛”电影与“女性”是具有同构性的,他(她)们都是被民族主义/男权评判的对象,由于身处“飞地”稍有不慎便会被冠以“失节”,而同时却又被寄予了“救国”的厚望。本文将以“孤岛”古装片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以一个整体观、具体化的学术范式去探究“孤岛”电影/古装片在“女性”身上所折射出的生存策略,并藉此讨论半殖民地女性在男权/民族主义的裹挟下是一个怎样的生存状态。本文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孤岛”时期古装片的发展环境和基本状况。通过对“孤岛”古装片兴盛的政治背景、商业环境与社会环境进行考量,指出“古装片”所践行的商业策略和政治话语。第二章则主要论述“孤岛”古装片中所表露出的商业策略以及政治话语,恰恰是通过男性对“女性形象”身体的规训来实现的,并由此引发了女性的主体危机。第三章则主要从电影文本中的影像和叙事策略入手,分析古装片中女性角色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具体通过影像和叙事策略生成的。最后一章则主要从关于“孤岛”古装片的电影批评入手,论述多重批评视野下的古装片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