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女性的文学创作随着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的刊行问世,逐渐引发研究者的关注,并日益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界的热点论题。但目前的研究,尤其是中国大陆地区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学文本内容的展示,对此一时期何以出现女性创作热潮、女性创作水准究当如何定位等问题探讨不足。本文主要以女性诗文作品及诗文集的序跋、凡例、评点以及时人为女性所作的史传、墓志铭、寿序等资料为素材,试图在明清人的话语框架下透视明代中后期兴起的女性创作；力图说明,女性创作热潮的出现,在明清两代并不简单是今日所谓的“文学”现象与问题,而是各种寄托、期待与利益相·互交缠辏合的产物,也是物质条件改善后的便宜行事；为了推动、表彰女性的创作,时人也采用了一系列的策略与说辞,将其推至历史的前台。第一章主要阐明明代中后期流行的性别观念,即社会政治、生活与文化等层面以女性为男性之对照、救赎,并刻意拔高女性价值的观念。这是男性表彰女性创作、女性作品受到追捧的思想基础。在以史传、方志为代表的官方意识、以墓志铭、寿序为代表的民间关注作铺垫的基础上,第三节以《名媛诗归·叙》为焦点,参诸当代多位学者的阐释,揭橥明清时期以女性诗文为“清”之质素的代表、以之纠正主流诗文坛模拟风习的趋向。且通过对《叙》文的进一步解读发现,结合彼时现状而言,以女性诗文救偏补弊,存在逻辑上的漏洞与实践上的不可能。第二章主要探讨传播意识觉醒与传播技术进步对于女性创作的推助。通过检视男性文人为女性诗文所作序跋,见出多数男性皆以“传与不传”作为女性诗名是否彰显的根结,纷纷以传播女性诗文为己任。而这背后,其实是明代中后期以来书籍刻印技术进步、成本降低的物质背景。同时商业风潮与政治低压相结合也迫使士商互动局面形成,大批士人投入到商业文化大潮中。他们所刊刻的历代女性诗文集,起先在面貌、性质、水准上与通俗读物大抵不差。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日渐对当代女性创作寄予驳杂的期待。一些男性文人开始称赏、夸耀家内女眷的创作,女性诗文成为家族文化的表征,甚至成为男性文人倚之恃风雅的资本。少数女性文人如方维仪、沈宜修、王端淑等亦起而关注、纂辑本朝女性诗文,总体而言并无现今一般学者所谓的“女性意识”。王端淑《名媛诗纬初编》煌煌巨编,尤堪称个中代表,自序、凡例及评点,均可见出她编辑女性作品乃是为了以诗存人,借诗文材料之保存发皇“一代之心史”。明亡之后,以陈维崧、邓汉仪为代表的遗民文人,於前朝女性诗文搜遗订坠,深寄隐衷,故家遗俗,庶乎可见。在这个递演的过程中,为了弥缝女性诗文水准与热切推助女性诗文传播之心间的落差,男女性文人坦承他们对女性诗文抱持不求全责备的“恕”之标准。这种标准,标识了其时人对于女性从事诗文创作的理性认知与权宜策略,也是在历史坐标中定位女性诗文的最佳角度。在书籍刊印方面的物质便利之外,邮驿网络的建立也在客观上加速、扩大了女性诗文的搜集与传播。第三章,主要以徐媛、陆卿子“吴门二大家”之公案为例,牵扯并揭示出明代女性创作不可克服的“学”的问题。现实中“女性异秉早已翱翔乎四方辩舌之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才”可进“德”,女子的“才”、“德”矛盾在市民社会逐渐弱化乃至呈现统合之势,但社会分工基本固定,致使一般女性受教育的机会、方式及社会允许女性为诗文创作投入的时间都不会有根本性的改观。一些女性创作者以自身经历、体验剖白女性生命轨迹与角色责任对创作的限制,一度为热情所遮蔽的,诗文创作的学习、积累、功力等问题引起讨论与关注,女性创作的真实状态因此得以展露。第四章,主要以方孟式、顾若璞、商景兰、黄媛介、李因等几位身份各异、创作水平较高的明代女性为代表,说明创作於女性本人的意义。人们固然在女性创作之上投注了过多的寄寓,但创作对于有幸一亲楮墨的女性而言,无论以之销愁送日、抒发心志,或是求取生活资料,究有一份他人难以领悟的独特魅力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