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从西藏农牧区生存经济的金融需求与国家对农牧区商业性金融安排的现实出发，指出现阶段农牧区的金融存在着供给抑制与需求的抑制的困境。　　 其次指出这种金融困境存在的主要原因是，西藏经济结构的安排--民主改革后西藏的社会制度有了一次飞跃式的发展，从封建领主社会过度到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过渡并非是西藏的生产力得到了发展而引起的，是一种外部力量推进的结果。所以在西藏社会主义社会得到稳固，必须要庞大的政府政治体系来维持这种政权，西藏的生产力却不能供养这样庞大的政权，于是在地方财税微薄的情况下，先是中央供养，后来是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共同供养来维持西藏的政治制度。西藏供养式经济也是因为这种供养物资十分庞大而本地的积累却很微薄形成不了规模经济所造成。外来的物资与外来的消费当地经济无法承担而形成了孙勇所指出的“非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这种结构主要表现在，西藏城市系统与农村系统的决裂，现代体系与传统体系的分道扬镳。这种经济制度安排使农牧区生存经济在现代经济体系的冲击下，不断的压缩其生存的空间，将其排除在西藏经济循环体系之外，出现农牧区经济“没有发展的增长”，从而严重抑制农牧区的金融需求；商业化金融体系的安排使农牧区生存经济所需的生存金融得不到满足，国家优惠金融政策得不到很好执行，从而形成农牧区金融供给抑制。　　 最后，提出只有找回农牧区经济的主体地位，给予自由发展的空间，农牧区金融需求才能得到改善；只有充分利用西藏民间社会单位，农牧区金融供给才能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