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的水平,并成功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趋势,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党中央提出要使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民经济由此进入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实体企业面临产能过剩、供求不匹配的严重问题,实体企业进行实体投资的需求与预期降低,转而利用进入金融领域展开金融资产投资获取“收益补偿”,使得我国实体经济逐显“脱实向虚”的趋势,虚拟金融资产与实体经营资产出现结构性失衡。影响企业资产投资行为的因素众多,于我国而言,我国税收总额的80%以上直接源于企业。因此企业的税收负担很可能使企业投资行为产生扭曲,影响政府利用税收政策对企业资产配置行为的调节效果。换句话说,重税负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致实体企业减少对税负较重的实体资产投资而增加对税负较轻的金融资产的投资,使其逐渐脱离主业,加深金融化程度。本文便基于这一机理深入探寻我国实体企业税收负担与金融化的关系,并为减税降费是否能够缓解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提供佐证。本文主要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方法对税收负担与金融化的关系进行阐释,并通过比较分析方法说明不同产权性质与区域特征下的两者的关系。首先通过阅读权威的国内外期刊著作,对税负归宿理论与金融化的影响因素以及金融化发展所可能引致的“挤出效应”与“蓄水池效应”展开综述。其次本文探讨了税收与金融化发展的相关理论基础,并根据税收调控理论同时结合马克思主义生息资本理论很好地说明了税收负担对金融化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简而言之,税负作为企业利润的减项,减税降费政策有利于提升企业相对利润水平,提高实体投资收益率,从而进一步刺激实体投资,降低企业在金融领域获取“收益补偿”的预期,减缓企业金融化发展趋势。随后根据宏微观数据,对我国宏微观税负水平与金融化水平的现状进行分析。从微观角度来看,本文发现2016年我国企业平均综合税负率达到最大值6.57%,随后逐年下降,这很可能是国家大规模减税降费所引致的结果。再者本文构建实证模型分别研究宏观税负对宏观经济金融化与企业税负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均得到相似的结论:税收负担水平对金融化水平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即政府若加重税负,会显著加速金融化趋势,因此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则有利于减缓金融化趋势,降低企业对以金融投资牟取收益的依赖性。另外本文还从产权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两个角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考虑到疫情影响故剔除2020年的数据,以及以流转税率替换综合税率、以固定资产比重替换金融资产比重的稳健性检验,均得到与基准回归相似的结论。最后本文以SA指数刻画企业融资约束水平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税负会通过加重融资约束进一步导致金融化程度增加。在文末,结合相关结论提出几点关于税收改革与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以促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