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五四”和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为促进中国文学的发展,大量欧美作家的作品被译介到中国。泰戈尔,这位来自印度的诗人同样引起了中国新文化知识分子和诗歌译介者的青睐。1913年,泰戈尔凭借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西方国家掀起了一股泰戈尔热潮。这股热潮很快传播到日本和中国,一大批中国译者加入到翻译泰戈尔诗歌的行列中。当时许多颇具影响力的报刊杂志相继刊登了这些译介作品。在这次泰戈尔诗歌的译介热潮中,《小说月报》于1923年9月和10月连续两期刊发了“泰戈尔号”。作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杂志,这次专号不仅促进了泰戈尔诗歌在中国的传播,同时推动了中国诗歌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和价值。目前,国内现有的文献资料中,迄今为止没有关于《小说月报》“泰戈尔号”的专题研究。本文拟从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两方面入手,借助勒菲弗尔关于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系统的翻译三要素理论,探寻《小说月报》译介泰戈尔诗歌的原因和策略。专号的刊发是建立在当时社会背景和赞助人的编辑理念之上的。因此,本文分析了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泰戈尔热潮,以及这股热潮如何传入中国。《小说月报》之所以选择泰戈尔为译介对象,这与赞助人的编辑理念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商务印书馆作为《小说月报》的发行机构,其管理层包容、开放的经营理念、对外国文学的出版传统以及20年代初对《小说月报》的改革都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专号的刊发。同时,作为个体赞助人,沈雁冰和郑振铎的个人意识形态理念和编辑理念对《小说月报》的选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郑振铎,他身兼《小说月报》主编和文学研究会负责人的双重职务,在弥合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理念和文学研究会的诗学观念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郑振铎本人也是泰戈尔诗歌的忠实追随者。这也是《小说月报》发行“泰戈尔号”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最后,泰戈尔即将于次年访华,这是发行专号的最直接原因。通过对专号分析,可以看出翻译选材受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赞助人的编辑理念以及主流诗学和译者个人诗学的影响。而欧化的翻译策略主要受到当时主流诗学和翻译策略的影响,以期促进中国诗歌的完善,同时,译者个人的诗学观念和翻译理念也是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原因。从诗体选择上看,译者采取的是散文无韵诗体,而非传统的押韵诗体。这也是当时主流诗学和译者个人诗学观共同作用的结果。本论文在对历史文献进行整理的基础上,结合个案研究的方式,对该专号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期完善泰戈尔诗歌翻译的研究,为泰戈尔诗歌翻译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