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天津《大公报》报道中的河南媒介形象进行了研究。19世纪中期，帝国主义列强的炮火轰开中国国门，在此之后，近代末期的几十年中，封建势力苟延残喘，民主思想激荡。这一时期地处内陆的河南积贫积弱，封闭落后，封建思想深植，官员贪婪腐败，大多数民众不愿接受新事物、逃避外部的变化，以至于生产方式落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在列强的经济侵略带来的冲击下，一部分人逐渐被唤醒，对于摆脱压迫的渴望日益强烈，在新旧力量的拉扯中，河南形成了特有的社会发展轨迹。天津《大公报》是一份1902年创刊的日报，发行全国，不惧来自封建统治阶级的压力，以“敢言人所不敢言，敢登人所不敢登”著称。由于地缘关系，《大公报》一创刊，就关注河南，不断地报道河南新闻。又由于创办人英敛之希望以西方新学启迪国民，所以《大公报》对于河南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封建落后思想的批判与进步思想、制度的宣传。在对河南的报道中，虽然受主办者认识的限制忽略了一些“新”的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仍基本客观展现了近代河南的发展变化。　　从1902年6月到1915年6月，《大公报》共出刊四千五百多期，其中关于河南的报道就有八百四十八条。从不同时期重点报道题材的演变来看，近代河南在报刊中交替形成科举之省、铁路经济、保卫利权和匪患爆发四种形象。1902到1904年，最后两次科举考试在河南举办，河南笼罩在科举考试的氛围中，士子不屑新学，整个河南风气不开、官员腐败；1905到1908年，外商修建铁路掠夺煤矿，并因此打开了河南的大门，商埠开设，实业兴起，新学也得到发展；1909到1910年，思想的开放让河南士绅勇于争夺利权，最终虽未取得胜利，但他们的斗争精神成为了近代河南媒介形象中难得的闪光点；1911年末期到1915年中期，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河南被严格控制，百姓陷入了更深重的苦难中，最终爆发了以白朗为首的波及全国的农民起义。官员和民众的媒介形象构成了这一时期整个媒介形象的基本框架。官员思想的落后或进步在行动中阻碍或推动着河南社会的发展变化，形成了河南四种媒介形象的更替。而民众的思与行对河南的媒介形象起着根本的决定作用，虽然在压迫剥削下，民众抓住一切机会反抗，造成了社会的起伏动荡，但因大部分民众思想未通、缺少目标和方法，反抗走向失败的同时，也将弱小、落后的形象印刷在报刊中。虽然20世纪初与现在相隔百年，媒介形式和传播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媒介形象源于社会现实这一本质是不变的，只有当地政府紧跟国家改革脚步，思行进步、执政有力，将本地建设好，再通过合理借助民众的力量、注重累积效应和建立媒介联动机制等手段将这一形象有效传播，才能形成区域实际建设发展与地区媒介形象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