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作为“文化研究”的代名词,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地位,其意识形态理论却在哲学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呈现出“失语”状态。造成这种境况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方面由于霍尔的意识形态理论与文化研究和后马克思主义联系密切,涉及范围广,具有复杂性；另一方面则因为霍尔一直拒绝思想理论的体系化。无论如何,霍尔的意识形态理论在其丰富的理论遗产中不应被忽视,并且可以根据时空的演变线索从中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图景。毫无疑问,霍尔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整个发展过程不可能是一层不变的,它受到时代背景和社会理论的复合影响。在早期,霍尔的意识形态理论继承了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等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这一时期的霍尔正处在新兴消费时代背景之下、文化传媒崛起之时,因而形成的是文化研究因子贯穿其中的受众意识形态观。此后,随着以撒切尔为代表的新右派掌握英国政权,霍尔愈发关注现实政治社会,通过吸收如“话语”、“接合”等一系列具有鲜明后现代意味的理论,并继续援引葛兰西的思想遗产发展了其意识形态理论,批判具有阶级还原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倾向的意识形态理论。此时,霍尔对意识形态的讨论已经从针对“真假”的问题转移到如何作用社会的问题上,已经从“召唤主体”转移到“构成主体”的问题上。由此看来,霍尔的意识形态理论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开放思考的。霍尔的意识形态理论充分反映了其坚持任何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不作保证”,再次体现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有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