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城中村空间形态演变规律的研究和中西部大城市普遍实行城中村规模化、市场化改造的现实分析,发现在改造过程中已出现或有可能出现的空间问题,探索转型期中西部大城市城中村和谐改造、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政策、城市规划的定位、作用以及决定其实施绩效的制度环境。论文以人居环境多学科“融贯综合”的研究方法,将城市社会学、发展经济学和土地经济学与人居环境理论有机结合,具体采用了以社会调查为主的研究手段,并综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案例研究的方法对调查资料进行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力求理论与中国实情紧密联系。将城中村问题置于我国城乡空间由分割、对立到渐趋融合的动态演化的大背景之下进行分析。对城中村特殊空间形态产生的内在社会机理,村民在其形成过程中的行动轨迹,村落社会结构的特征等结合实际调查案例加以剖析,以揭示城中村空间形态的演化规律及其改造的难点。指出城中村是受城市化快速推进,城市以低成本扩张、低价征用农民土地的粗放式发展方式逼迫,以及外来人口大量迁入、房地产市场缺陷式膨胀强力诱导下而产生的。但这只是其产生的表面客观因素,深层原因在于我国二元制度对农民权益的长期压制后,农民旨在争夺空间权益的集体性日常反抗。而一旦这样的反抗获得成功,又会在农民的反抗经验里形成惯性,并构成政府管制失败——农民违建获利不断膨胀的循环博弈,结果是既对政府的行政管理造成巨大的消耗,又极大地增加了旧城改造的成本。城中村异化的空间形态实质上就是城市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民权益缺失而引发对抗的空间图示化表现。中西部大城市近年来的城中村问题已日益突出,鉴于我国发达地区城中村问题的沉重教训,这些大城市在面临新的发展机遇的时候,纷纷启动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工程,以期尽快解决城中村问题。然而在现实中城中村改造工程的推进却并不理想。以社会空间一体化理论分析,城中村的空间形态问题与其内在复杂的社会形态问题是不能分割的,绝不是简单、机械的物质技术手段所能解决的,而是要让一个异化了的传统农业社会彻底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型的系统工程,并以实际案例说明小农社会形态的转变有其顽固的路径依赖性,这是单纯的物质空间形态转变所改变不了的。在阐述城中村与城市空间形态对抗的现象、原因和发展态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城中村作为人居环境复杂系统的社会多面性,即转型期的社会适应性和空间补充性。主要表现在城中村以其低租金、易进入、空间易变的优势吸纳了大量城市化变迁过程中就业与城市住房获取能力上的弱势群体,而成为城市非正规经济聚集、非正规就业和城市廉租房大量供应的社区。因此,城中村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转型期以其特有的空间适应性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特殊的社会空间保障作用,并在短时期内难以替代。但是,城中村的“社会保障”毕竟不是自觉地社会理性行为,它自身难以避免的大量负外部性的产生,使它不可能处于社会管制之外,必须有社会公共理性的介入,才可能彻底改变城中村弱势群体以及城中村原住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中西部大城市城中村量大面广,如果采取大规模、纯粹市场化改造的方式,在一味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也有去除城中村社会良性功能的一面,对城市弱势群体形成规模化的排斥。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已证明,当这种空间权益的剥夺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将严重危害社会的稳定。基于上述分析,论文提出城中村改造的城市规划调控策略应以城乡空间融合、城市社会和谐为发展宗旨;以空间权益分享、公平与效率兼顾为指导思想,特别是在国家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阶段,更应注意社会的公平问题;采取总体控制、区别改造、微观创新、渐进融合的规划编制策略,以达到产权主体的权利有保障、城市土地增值收益分享、城市历史文化延续、城市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共担、城市全面发展同享的目的。由于城中村产生的根源在于二元系列制度的缺陷,因此,作为空间资源分配手段之一的城市规划在城中村改造和规避新的城中村产生方面的作用还很有限,相反,城市规划在城中村改造中的创新和社会绩效取决于二元制度一元化的进程,及其相关的一系列政策与制度的变革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