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佛教的繁盛期，经典浩瀚，名僧辈出，宗派林立。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禅宗等都曾流行一时，然而对士人影响最大的当首推禅宗。自达摩祖师东来传授禅宗心印，一脉单传，至道信、弘忍改变门庭施设，禅道方才普行，到盛中唐时期逐渐趋于成熟乃至兴盛。考察禅宗形成以后文学的发展面貌，会发现，盛唐以后的重要作家几乎没有不受禅宗一定的影响的。这种影响，除了表现在以文学的形式直接阐发宣说禅理以外，还有更深隐曲折的方式，即禅理为诗人所吸收，转化为诗人的观照、欣赏、构思、表现方式。后一种影响较少为人注意。因此本文以作家的作品和文献资料作为论述的出发点，结合禅学流变的过程和诗人们对禅学的接受，揭示禅学对诗人创作和诗歌理论更加深微曲折的影响。 全文共分四部分论述。第一章考察盛唐时代号称“诗佛”的王维的禅学思想及诗歌创作。王维正值禅门南北二宗争夺正统地位的时期，他兼取二家之长，既吸收荷泽禅深透圆融的知见，又不废弃北宗禅坐的修习方式。为护持内心的清净空寂，王维选择带有避世色彩的隐居作为生活的主要形态。由于坐禅净心方法的日渐熏修，王维山水诗中明显出现一种“内转”倾向，前期昂扬、阔大，表现自然山水之美的诗作已不复见，代之而起的是目光聚集在一处，一诗吟一景，表现内心空静澄明的精巧画幅。王维的净心依赖于自然景物的清静，因而他关注外境。“审象求形”、“传神写照”是他注重精确刻画形貌特征创作倾向的理论表述。 南宗禅发展到中唐时代，出现了马祖道一的洪州宗。洪州宗主张从见闻觉知、语默动静中去体见佛性，认为修行无须远离世俗，亦不受任何形式约束，就在日常生活中把握当前一念即是。宗风由盛唐时的谨严内敛一变而为狂荡不拘。皎然前后期的生活与诗作便明显体现了这种变化。以大历末年为界，皎然的生活由前期的谨修慎行转变为适意放荡；创作倾向也由王维式的凝心静观、由形传神，转变为即事成真，坦荡写意，从静穆清空演变为清逸、疏狂。受洪州宗“性在作用”思想启发，皎然将“作用”，一词引入诗学领域，以“体用相即”的思想重新审视诗歌发展史，评价诗人及其作品，得出了与当时流行的观念完全不同的认识。(第二章) 对于洪州宗放荡不拘的禅风，柳宗元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为洪州宗所抛弃的经教，戒律却为柳宗元所重视。柳宗元对待佛教，是站在统合儒释的立场，多取与儒家思想相合及有益于世用的部分，即使接受与儒无关的佛思想，也仅限于理论，并无切实的身心体会，因而并不能借助佛禅思想使自己精神得到解脱。他的诗作常常在宁静淡泊的形式中蕴藏着满腔不得排遣的悲愤和寂寞。这使得柳氏的山水诗与传统的山水诗貌合神离，而与咏怀诗更为接近。柳诗构思行文及诗文理论中明确的锻炼刻削意识亦与奉佛诗人作品中淡然天和若不经意的趣味泅异。这都说明了他与佛掸的隔膜。（第三章） 洪州宗在经历了初期破除一切法相的狂禅阶段后，面临着被世俗混同的危险。此时百丈怀海树立禅门清规，使禅逐渐向经教、戒律靠拢，走上了禅教合流之路。掸宗这一新的发展趋势在白居易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白居易在日常生活中践履着无造作、无取舍、无断常的“平常心”。在此禅心的观照下，外部环境对于主体心境的影响作用大大减弱，主体可时时处处保持内心的平静安适。体现于他的创作，便是田园栖隐经验的虚化，田园精神开始越过田园诗边界，扩散到各类题材中去。白居易混迹于世俗的人生意识和时情物态不鲤于心的精神境界是他通俗平易诗风的根源，其“咏性不咏情”之论是他的诗学思想受到佛掸浸染的重要表征。（第四章） 禅学对于诗人创作和理论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体，每位诗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创作倾向相似的作家群。探讨这些不同诗派艺术风格演进规律时，禅学流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而对微观的、个体的关注则可为上述研究获得清晰准确的认识提供基础和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