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文学是中国传统小说的一种类型，在通俗文学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西方中世纪繁荣一时的骑士文学同样也在西方文学史的天空划过一道流星。两种文学根植于不同的文化：侠文化和骑士文化。但是两种文化具有相似性：都是阳刚的，粗糙的，利他性的文化。这种性质在小说上的反映就是行侠仗义和锄强扶弱。 学术界一般把《鹿鼎记》和《堂吉诃德》作为上述小说的“反叛形式”和“终结者”来加以阐释的。从表层来看，两者确有诸多相似之处：大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模式构成了二者文体类型的相似性，两部小说的人物塑造也形成了现实和理想的对峙，小说主人公的意义也远远超越了文本内涵，而凝结了更多的民族性和文化特质。同样，两者都消解了传统的文学类型；反讽和悖论也成了影响小说叙事的双重节奏。 但是是否因为以上诸多相似性，就可以断定两部小说都“终结”了各自反叛的文学类型呢?抛开了文化层面而仅仅把目光停留在文本上，这种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后果只能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当我们穿越文本的表面而触摸到文化河床的地层时，就会发现历史的真面目往往是隐藏于泥沼之中的。不同的东西方文化特质，作者创作的各自时代背景，文艺复兴与后工业文明，这些班驳陆离的文化风景线在传统的学者眼光中被悬置了。 从文体类型到人物类型，从反叛模式到小说修辞叙事，这些文本层面的相似性所构成的只是小说文本的可比性。平行比较的方法总能够把那些表面上不相关的文本联系起来，加深了比较的难度。把作品放在历史文化具体场景中打量，文化、时代性及其作家生活环境的不同，决定了两部小说的不同命运。这样，就构成了本文的论题：断流与暗流——两种反叛小说的相同类型与不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