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学者说,孔子的最大贡献是拈出一个“仁”字,我们不会怀疑这样的判断。如果我们现在要评选中国古典思想的关键字,“仁”一样不会落选。于“仁”,我们历代的国人倾注了非同寻常的热情；而无“仁”时,我们将很可能会失去一个民族身份的确证。因此,阐释“仁”无疑就是在阐释我们这个民族精神核心的生成与演化史。本文所关注的重点在北宋时期的“仁说”,然从思想变迁的历史性与逻辑性上看,先秦时期的“仁”论则无疑需要作一溯源的工作。我们认为“仁”本义源起自殷周时期与“礼仪”相关的某些特定的行为方式,形成这种行为方式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同时也是社会治理与正常运作的必须原则。孔子发展了“仁”的思想,一方面将“一般人类的心理要素”的规定性安置在“仁”之内,另一方则将传统“仁”所具有的制度性属性继承下来。因而,“仁”成了“内得于心”的“德性”修养与外制于“礼”的规训体系。“仁、礼”作为矛盾统一体,在社会历史的变迁中,表现出“统一”的理想性与“矛盾”的现实性,前者演变为“心性”仁学的内圣之学,为思孟学派所阐释；后者则演变为“隆礼重法”的外王之学,为荀子之学所发扬。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对学术思想形成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是学术上,佛老本体思想、心性学说的成功阐扬与传播对此时儒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挑战,儒学如何超越前者则成了时代的重要学术课题；另一方面,如何加强中央集权以安内又攘外则成了儒学重建过程中的政治课题,一方面夷夏、正统之辨,另一方面则加强塑造客观精神,以求得社会有效统合。因而,“一般人类的心理要素”作为“仁”的主要内涵逐渐让位于形而上的“仁”,从宋儒对“仁”的主要释义上看,“生”可以确立“仁”的实在性基础,因为“生”是任何事物存在的前提,无“生”则一切皆“无”；而“天理”之“仁”则可以造就宇宙、心性与道德之统合,实现社会整合之统一的精神力量。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与政治的需求,北宋时期涌现出了一批着重阐发“仁”学的学者,如范仲淹、胡瑗、李觏、王安石、周敦颐、张载、程颢与程颐等。研究他们对“仁”思想的阐发变迁,能让我们较为清楚地了解这些思想家们艰苦探索“致广大而尽精微”之学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