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它主要探讨“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以及统治者“统治权利的来源”。合法性强调统治者在对民众进行统治和治理时，必须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这个理由可以是基于“法律规则”、“统治绩效”、“价值规范”或“政治程序”。统治者通过主动的“意识形态灌输”(自上而下)或被动的“政治价值论证”(自下而上)的方式将其“统治的理据”加以确立的过程被称为政治合法化。历史上不同类型的统治集团都必须通过合法化的途径来维持、发展其政治合法性，在此过程中，统治者需要回答来自民众的基本政治疑问：统治者为什么能够对民众进行统治?民众向统治者表达的政治服从依据何在? 面对以上两个合法性问题，西方历代的政治思想家们根据各自对政治现实的观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有两种答案最具代表性，其一，认为统治者对民众的“统治权利”以及民众对统治者的“服从义务”来自于“经验政治现实”的确认。即统治与服从的关系是一种既定的政治现实，合法性可以视为是统治者驾驭社会、整合利益、促进发展、维持秩序的“政治宰制能力”的体现。合法化是政府为了维持其自身的统治地位与既得利益，自上而下地利用“政治社会化”途径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灌输与操纵的过程；其二，认为统治者的政治统治以及民众的政治服从并非单纯建立在“统治绩效”的基础之上，而是奠基于特定的政治价值规范系统(终极价值体系或多元价值博弈)之上。合法化是指民众根据特定的政治价值，经过制度化的政治程序与政治沟通机制，自发地在公共领域展开的对政府政治行为与统治理念的论证、反思与批判的过程。这两个对“合法性”与“合法化”的不同界定反映了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研究范式的分野与对立。我们可以将前一种界定称为是“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研究范式，而把后一种表述称为是“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研究范式。 笔者认为，合法性理论两种研究范式的纵横交织、此消彼涨，构成了西方合法性理论演进的主要态势。从诞生之日起，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研究就与政治哲学家们对现实政治事务的“价值反思”以及对理想政治形态的“规范考量”紧密联系在一起。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因其特有的政治价值反思与批判力度，以及对现实政治的清醒认识与判断能力，而具有恒久的生命力。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传统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对某种终极价值体系的过分依赖，在科学技术占主导、价值多元化共存的现代社会，其理论的解释力与适应力受到了两种合法性研究倾向的巨大挑战。其一，是唯科学主义者在政治学领域中对政治哲学，尤其是传统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全面解构。“唯科学主义”者宣扬“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学科领域内的伪问题”，从而在理论存在的本源上消解了传统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其二，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价值中立主义”者对合法性理论的整体改造，他们认为合法性理论应该与政治价值无涉，从而抽走了合法性理论的价值规范内核。以韦伯为代表的现代学者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宰制的社会中彰显了由启蒙学者马基亚维利以及霍布斯所肇始的合法性理论的经验主义研究倾向。 现代合法性理论的魅力即在于，它主张唯有民众经过“正当程序”与“价值反·思”而自发认可的政权才具备政治合法性，否则，统治者通过“意识形态灌输”以及“政治权术谋划”而得到的只是虚假的合法性。在笔者看来，传统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衰退以及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的勃兴使合法性理论丧失了其应有的政治价值反思与批判的维度，从而沦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自我论证其统治合法性的工具。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从诞生伊始就注定了它的命运只能是如昙花一现、过眼烟云。当代西方思想家约翰。罗尔斯与尤尔根。哈贝马斯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展开了对西方社会合法性现实的研究。罗尔斯以其“正义论原则，，试图重新复苏沉寂已久的政治哲学，并以建构“公共理性”的方式重整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哈贝马斯则试图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入手，希望通过重建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及系统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有效解决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危机”与“合法性危机”。他将其理论称为是“重建式的合法性理论”。重建式的合法性理论强调人类社会“交往理性”的重要作用，并认为唯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建构起一个理想的“交往共同体”，民众才可以在基本交往原则的规约下自由的展开对话。交往行为同样可以扩展到政治领域，在自由民主宪政体制的卫护下，公民针对政权合法性的论证可以有效展开，从而，最终可以重塑失去了的合法性的价值反思维度。 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彰显以及哈贝马斯对“交往理性”的倚重，预示了现代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复苏与回归。然而，由于西方学者所特有的“西方价值中心主义”研究倾向无法被轻易消除，因此，复苏后的现代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仍然面临深层的理论困境。这主要表现为，西方价值中心主义的幻想与多元价值共存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政治架构的多样化与价值反思的单一化之间的矛盾: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