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关于清朝中晚期士绅和庶民社会生活的个案研究。作者认为传统性和现代性并非此消彼长、互相对立。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和延续，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承继性关系。要对当今中国社会的“自性”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就必须从对中国社会的“原型”研究入手。也就是必须在从传统到现代这一线索中寻求认识中国社会特性的理路。本文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案例中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进行再现和分析，因此，作者择取案例的首要原则就是选取的案例尽量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其次则力图撷取那些能够反映出更多、更充足的社会事实和社会过程的案例进行重现和分析。在个案一中，作者从炫耀的策略与象征性资本、深度游戏、伦理和博弈三个方面对士绅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给以剖析;而在对庶民生活的个案研究中，作者除了对家庭结构、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日常冲突进行深描式分析外，对于一起自杀行为给予了重点考察。作者从仪式和象征的角度对自杀者的信仰结构、思维习惯和个性特征给予综合分析。本文在材料的处理上，主要是通过对个案材料的过程分析和比较研究，试图将分析的触角涉及传统社会士绅和庶民生活的各个层次:个人层次、群体层次、社会结构层次和文化层次。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所运用的个案研究从总体上讲是一种文献资料分析，准确的说是对原始资料的二手分析。所采取的主要视角是注重微观的“小进程”研究。在对个案材料的处理上，试图运用过程/事件方法加以重述和分析。在对个案材料进行过程研究之后又进行了宏观上的综合分析和横向的比较研究。在具体的解释方法上，坚持个案式和通则式解释模式的互补和交叉使用。作者从士绅阶层内部分化特性和庶民生活的自主性两个角度对文献材料进行了再加工和重现。通过对个案材料的过程研究和比较研究表明，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无论是士绅还是庶民，其日常生活都处于一种伦理情境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伦理监控。这种伦理监控与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特征互相契合，因而其强度在以上两个阶层之间以及内部都具有很大的差异。二者的社会行为都具有象征性意味，有的甚至以仪式化行为的形式得以表达。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对于伦理监控的反映又存在着自觉和非自觉的差异。作为“大传统”内部分化结果的儒士阶层，也就是那些作为“非统治的秀异分子”的秀才举人，他们对于自身所处的伦理监控一般都有清醒的自觉意识，能够理性得看待自身所处的伦理情境。并且在与这种伦理监控的互动中常常采取巧妙的博弈。其社会行为具有“直觉运用理智”的特征。也就是说，那些下层儒士多具理性色彩，往往采取自觉的博弈行为，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样处于伦理监控下的庶民，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则充满了感性和直觉因素。一般来说，他们受到的伦理监控稍微淡薄，但在总体上却是被动接受。一旦出现意外事件突破个人的忍受极限，他们就自发的对这种伦理监控结构进行“象征性反抗”。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象征性反抗”决不是对伦理监控被动接受的结果。事实上，正如在对案例二的分析所呈现的那样:这是庶民日常生活中的信仰结构和行动逻辑交叉互动的必然结果。而这样的行为一般都被认为是“一时冲动”。这种“理性运用直觉”的社会行为常常因具有某种象征性而得以仪式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