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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革,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随之大幅上升,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因素也日趋多样化,这使得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巨大挑战。基于以上现实背景,本文从居民风险偏好变动视角,对我国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可能影响因素问题进行数量分析,这对于我国货币政策当局制定更加合理的货币政策决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本文以标准新凯恩斯模型框架为基础,构造了两类小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居民效用函数中消费与实际货币余额可分性、不可分性模型。文章首先以金融危机为研究样本,运用贝叶斯估计技术对两类模型进行连续多次地滚动估计,从而在统一的框架下对两类模型拟合及预测我国宏观经济数据的效果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模型中居民风险偏好等主要宏微观参数以及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进行了动态性分析,初步刻画了金融危机这一特殊阶段下居民风险偏好水平与货币政策实施效果波动趋势之间的关联性。进一步地,文章扩大样本区间并对基本模型进行扩展,通过向传统泰勒规则中引入实际货币缺口、名义货币增长、实际货币增长三种货币量形式,构造了三种不同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在最优货币政策规则框架下,深入探讨了全样本期间内居民风险偏好水平变动与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效果之间的联动效应(co-movement)。
研究结果表明:(1) 金融危机期间,居民风险偏好系数下降,货币政策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控效果也呈现下降趋势;(2) 与可分性模型相比,居民效用函数中消费和实际货币余额不可分性模型拟合我国宏观经济现实特征的效果更优。在不可分效用函数下,与货币供应量相关的实际货币余额将影响经济的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这使得居民风险偏好成为决定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3)向传统泰勒规则中引入名义货币增长量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构造方式,最符合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现实特征;(4)居民风险偏好水平变动与我国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即当居民风险偏好水平上升时,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也随之增强,反之亦然。因此,我国货币政策当局在现阶段应该综合运用数量型(名义货币增长)和价格型(利率)相结合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并且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市场中居民风险偏好特征,从而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
本文以标准新凯恩斯模型框架为基础,构造了两类小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居民效用函数中消费与实际货币余额可分性、不可分性模型。文章首先以金融危机为研究样本,运用贝叶斯估计技术对两类模型进行连续多次地滚动估计,从而在统一的框架下对两类模型拟合及预测我国宏观经济数据的效果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模型中居民风险偏好等主要宏微观参数以及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进行了动态性分析,初步刻画了金融危机这一特殊阶段下居民风险偏好水平与货币政策实施效果波动趋势之间的关联性。进一步地,文章扩大样本区间并对基本模型进行扩展,通过向传统泰勒规则中引入实际货币缺口、名义货币增长、实际货币增长三种货币量形式,构造了三种不同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在最优货币政策规则框架下,深入探讨了全样本期间内居民风险偏好水平变动与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效果之间的联动效应(co-movement)。
研究结果表明:(1) 金融危机期间,居民风险偏好系数下降,货币政策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控效果也呈现下降趋势;(2) 与可分性模型相比,居民效用函数中消费和实际货币余额不可分性模型拟合我国宏观经济现实特征的效果更优。在不可分效用函数下,与货币供应量相关的实际货币余额将影响经济的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这使得居民风险偏好成为决定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3)向传统泰勒规则中引入名义货币增长量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构造方式,最符合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现实特征;(4)居民风险偏好水平变动与我国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即当居民风险偏好水平上升时,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也随之增强,反之亦然。因此,我国货币政策当局在现阶段应该综合运用数量型(名义货币增长)和价格型(利率)相结合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并且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市场中居民风险偏好特征,从而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