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急剧转型、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今天,底层现象被广泛地关注。农民工因其收入微薄、生存艰辛而被纳入底层的范畴。农民工不仅成为打工作家的书写对象,而且成为职业作家的叙述对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职业作家涉及这一人物形象类型,几乎构成一种文学创作潮流。职业作家的农民工书写,着力于描写农民工在城市遭遇的物质挤压和精神创痛,展示他们在苦难中的人性裂变。面对极度不公的社会条件和艰难的生存环境,部分男性农民工走上了暴力复仇的道路,部分女性农民工则以身体为资本同城市博弈,这些行为大多指向进入城市的诉求,并且几乎所有的矛盾都集中于城乡二元体制。不得不说,这些文本及时深刻地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和困境,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然而,受多种因素影响,在职业作家笔下,农民工形象塑造又显现出“被叙述”的痕迹。苦难固然是大部分农民工的必然遭遇,但职业作家在书写苦难的时候,往往堆叠多种苦难在同一个人物身上,而且这些苦难,大多数是由偶然性巧合造成的,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上代表性,也无法拓展人物性格深度,无法增强社会批判力度,苦难成为了作家们宣泄道德激情的突破口,农民工成为了展示苦难和同情的符号。在农民工群体中,暴力和卖身是确实存在的现象,当进入文本,鲜血暴力和出卖肉体表现出双重意味——指向为富不仁、逼良为娼和公平缺失的社会批判,以及对消费文学、大众文化语境的迎合——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农民工形象是被叙述的。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出现,是现代性发展和城乡二元体制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在许多职业作家笔下,农民工对城乡的态度被大大简化了,要么是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城里,要么是无限留恋乡村,而这两种态度都远离真实复杂的农民工情感。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自身的主体性丧失了,成为城乡对立的人物映射,成为被叙述的底层。在叙述的层面上,叙述者频繁越位干预农民工的言行,使农民工成为某种思想见解的传达者,某种生活体验的被动接受者；而为了追求真实感和现场感的第一人称叙述,使文本中出现较明显的叙述裂隙。这虽然只是部分现象,却也能反映出职业作家在书写底层时叙述立场的暖昧和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