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西方盟国间的关系为一致与分歧同在，且分歧大于一致。一致性表现在它们不接受苏联与民主德国最后通牒式的照会，不能容忍苏联轻易改变业已形成的冷战态势进而威胁它们在柏林的权利。其法律依据是波茨坦协定和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授予三国在柏林保持存在的权力。表面观之，美英法在联盟框架下，对过分依赖西方联盟的联邦德国给予了适当的支持，都在口头上声称愿意为柏林问题承担义务、甘于冒险。而事实是，各国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想借助这一同盟体系来保障自身的利益，因为它们担心苏东集团采取不测举动而损害自身利益，故而西方盟国保持了表面上的团结。但这种团结一致缺乏坚实的基础，各国在危机期间严格按照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制定自己的对策，民族利己主义与务实主义外交在此次危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危机期间西方联盟内部没有实现真正的一致。相反，自始至终充满了双边或多边龃龉。尽管它们之间的调适贯穿危机始终，却最终未能消除彼此的龃龉而达成有效一致。团结合作的表象无法掩盖同床异梦的实质。因此，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西方盟国之间的实质关系应为，虚幻的一致与真实的龃龉相结合的矛盾关系，后者始终占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