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群体是承担国家治理工作的核心主体，完善治官体系，提升官员治理能力，激发官员的积极性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一环。新常态下，官员行政生态的变化为其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带来了挑战，官员“懒政”现象比较突出。这不仅会影响到我国的经济转型和现代化建设，还会从整体上削弱国家治理能力。新常态下，治理官员“懒政”，充分调动官员积极性，应该成为一个重要课题。2016年1月，习近平在针对主要省部级干部的讲话中提到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已经成为一个极为重要和十分迫切的问题。　　新常态下，官员所面临的行政生态的改变主要体现在经济环境上。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正在由重视量的扩张向重视质的提升转变，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经过20多年发展之后必然要经历的转变，也是经济规律逻辑的必然体现。其最明显的表现是经济增速的放缓，之前经济高速增长所依赖的后发优势、人口红利、环境容量等要素逐渐消失，有的因素甚至反过来成了发展的阻碍，经济发展难度陡然增加。对于官员群体而言，经济增速这一抓手越来越难抓，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又缺乏成熟路径且见效缓慢，公共服务、环境保护所形成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实现晋升的可预期性却在减弱。这些因素所带来的压力在官员之间迅速传导，部分官员对于这种变化很难快速适应，因而积极性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除了经济环境的变化，官员政治生态在这一时期的变化也影响了部分官员的积极性。中央加强了对于官员行为的管控，反腐和治官力度不断增大并逐步在建立相关的长效机制，官员政治生态的变化在客观上减少了一些官员的实际利益，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原有的政商关系，客观上减弱了过去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发展经济的动力1，割断了地方政府改革的激励机制，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地方官员的懒政、慵政。　　新的行政生态既给官员群体发挥个体积极性从而推动经济实现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其自身又是影响官员积极性，诱发官员“懒政”的重要原因和背景。这是当前我国突破发展瓶颈，实现宏伟发展目标迫切需要正视和解决的一个“悖论”。新常态下的官员“懒政”具有明显不同于其以往的特征。在发生背景上，它凸显于官员的政治、经济行政生态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在影响上，它迅速引起了中央高层和政治、经济学界的关注。在具体的表现上，它不仅表现为“不想为”，同时，“不会为”和“不敢为”的情况也比较多。新常态下官员“懒政”的机制原因也相对复杂，其主要原因是多重因素影响下官员激励体系失衡导致了官员激励的不兼容从而引起了官员行为的偏离。而监督、制约体系的不完善进一步降低了官员“懒政”的风险成本，为其“懒政”行为留下了空间。因此，治理官员“懒政”，其关键在于重塑官员激励体系，一方面通过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增强官员正向激励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监督与问责体系，增强对官员的反向约束，从而实现官员总体激励水平的平衡与内外激励的兼容，最终达到充分调动官员积极性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