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东方主义”、“日本主义”和“原始主义”此系列主题已处于艺术史探讨的前沿。对艺术史再认识的原因有诸多说法，但有一点是公认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学科方法论基础已不适于非西方艺术传统的研究。对“东方”和“原始”艺术的再发现，也关系到对当今艺术及艺术史实践中潜藏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的重新评价。认真审视历史，是我们正视当代文明冲突的必要基点。 本文主要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当西方传统绘画面临危机时，是如何从异域文明中寻找新的活力，扩展再生的空间?而在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主动选择中，又隐含了怎样的规则? 在对绘画中东方主义、日本主义到原始主义的演变过程进行简要梳理的基础上，本文主要分析了外来因素对欧洲绘画题材与形式的介入，并将这种影响扩展至文化、社会层面来考察，旨在揭示出19世纪欧洲绘画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诸多因素，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对异域文明的构建方式。最终得出结论：欧洲艺术家借用异域文明反叛西方传统审美秩序乃至社会价值观，但他们对外来艺术的再现和挪用不可避免又陷入西方殖民主义话语的体系之中，他们从来不曾因对“东方”、“原始”的追求而彻底抛弃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