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通过对17世纪中西剧坛两位杰出的戏剧全才——李渔与莫里哀的比较研究，全面梳理和归纳二者在喜剧创作和喜剧理论等方面的异同性，深入剖析其中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层因，具体阐释中西民族文化特性和审美观念的内在影响，力求从中揭示两者的二重悖论性思想和人格特征，并由此探究两者杰出的文化成就和深远的文化影响，以期在文化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不断深化对中西喜剧规律的探讨，强化对中西戏剧异同性的认知，从而进一步推动中西文化比较方面的研究。　　为此，论文从以下五个部分进行阐述:　　绪论对研究对象进行了初步界定，并述及论题的选择动因及其意义、此前的研究状况、论文的基本结构和方法等，以在说明行文的来龙去脉之中，明确研究的任务和目的。　　第一章从李渔与莫时哀的生平着眼，渐次切入二者亦文亦商的戏剧实践，指出他们在喜剧创作、表演、理论及其思想和人格等方面的基本异同性，随即将两者纳入17世纪中法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之下进行简略的考察和比较，以求对研究对象有一个微观和宏观方面的初步理解。　　第二章全面展开对李渔与莫里哀在喜剧创作方面的系统比较，具体剖析二者喜剧在题材、思想、人物形象、结构及艺术手法等方面的异同现象，分别指出两人不仅在爱情婚姻题材上进行了不约而同的联结和运用，而且共同昭示了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思想和不同程度的讽刺精神;不仅一致塑造了众多类同化的人物形象，而且均以大团圆作结，共同使用了巧合、误会、对比和重复等多种喜剧艺术手法。在体现以上共性的同时，两者喜剧也不乏明显的差异性。仔细分析和比较这些异同性，就会发现它们不但共同体现了特定的时代层因，而且蕴含着中西戏剧规律乃至中西文化等方面的潜在影响。　　第三章深入阐释和比较李渔与莫里哀在喜剧理论上的异同性，指出二者在创作论方面，既呈现出对寓教于乐、劝善惩恶的喜剧精神的自觉化认知，也表现出对雅俗共赏、喜闻乐见的观众意识进行了不约而同的强调;在演出论方面，既共同突出了对舞台性的关注，也体现出对体验与表现演出论的异同性联结。如果说这种喜剧理论上的趋同性潜在地焕发着喜剧自身的内在规律性，那么其差异性则昭示了中西戏剧审美观念上的不同特点。　　第四章作为归纳和总结，对李渔与莫里哀的思想、人格及其文化成就和影响等作出了独到的诠释，提出他们的双重思想矛盾导致了各自的二重悖论性人格，即前者表现为“清客”和“诗人”的复合体，后者则为“宫廷诗人”和“纯粹喜剧家”的有机载体。正是得益于对这种矛盾品性的抗争和突围，两者才在戏剧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