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责任，是法律上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的权利和义务。这种责任在不同层级政府间合理的划分是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党的十六大和今年的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中央都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这表明我国的改革正在朝着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建立公共财政的目标进一步得到明确，财政及其相关各个方面的改革也就势在必行。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财政本身的作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财政为社会公共事业发展保驾护航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各级财政支出责任的划分在新形势下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尽管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对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进行了规范，但由于在事权上缺乏明确全面的规定，这种责任的模糊、越俎代庖和避重就轻越来越阻碍我国建立公共财政的进程。本文从公共产品和财政支出责任的理论出发，借鉴国外主要发达国家的经验，以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这三个关系到社会发展和稳定的主要方面为例，分析了各级财政间支出责任划分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对今后在这方面的工作提出相应建议。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公共产品和财政支出责任的概述。　　从公共产品的定义和特点可以看出，它一般不能通过市场机制产生，而主要由政府来提供。在很多领域，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不能得到有效发挥的，或者即使能发挥也无法达到社会要求的资源配置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府才既是生产者，又是提供者。财政职能是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而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的划分又是财政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失灵是确定财政支出责任分配的重要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出现财政支出的“缺位”与“越位”。　　第二部分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依据和国际经验。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实质上是一个集权和分权的关系问题。本章通过对集权与分权理论的简要论述及两者之间的优劣比较，得出支出责任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应以分权为主，集权为辅。由于世界各国在这方面的做法是有共性可循的，我国的改革离不开对世界经验的借鉴和运用。通过分析美国、英国和日本这三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做法，我们可以得到相关的启示，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各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是如何划分其责任的。　　第三部分为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　　在这一部分，笔者首先肯定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成绩和重大意义。但由于改革并未对事权的划分作出进一步的明确，因此支出还是停留在各自为政的阶段，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规范和统一。在义务教育领域，中央与省级政府享有政策制定权和较大的财权，而县乡级政府才是真正的政策执行者，后者是以微薄的财力支撑着中国为数众多的义务教育，出现各种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公共卫生领域，由于政府和社会在认识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误区，医疗被简单地推向市场，再加上长期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影响下政府功能被单一化，导致各级政府间责任不清，尤其是中央政府支付能力低下，在中央与地方支出的分配中承担较小的责任，这样一旦出现大规模的灾疫，很难在全国范围为较快形成防治;在社会保障领域，由于法制建设的滞后，社会保障的事权划分不够清晰:一是由国家、企业、个人共同承担的社会保障支出目前是由单位、企业、个人自己解决的，二是各级政府间的责任处于模糊状态，一些地方政府单纯依赖中央政府，形成单位找政府、地方找中央的非良性局面，中央政府社保支出不堪负荷。通过对财政支出责任划分在以上这三个领域的现状分析，笔者得出现阶段这种责任划分不尽合理的成因分析:一是缺乏法律的约束力，二是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三是政府职能的调整不到位，四是财政缺乏稳定、规范的收入机制。　　第四部分为规范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的划分是要遵循一定的原则的，即单一制原则、加强中央宏观调控和调动地方积极性原则、效率优先原则及事权与财权相对应的原则。与第三章相对应，笔者首先就各级财政支出责任在几个主要领域的划分提出改革建议。在义务教育方面，需分级负责，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确定不同方式的转移支付;在公共卫生方面，在重点加强中央财政投入力度的同时，要充分发挥地方财政在建立公共医疗体系的作用;在社会保障方面，首先要加强立法，规范事权与财权，而在各级政府负责的主要社会保障项目上，要以经济效益作为主要参照，同时随着社会保障事业的日益发展，这种政府间责任的划分也要不断地进行调整，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责任混淆和“社会道德风险”。　　通过对各级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成因分析及在社会生活中几个主要领域的改革建议，本文最后提出了优化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建议:一是尽快出台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立法，为真正做到责任明确提供有力的保证;二是科学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这是界定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的根本所在;三是建立规范的财政收入机制，为合理的财政支出责任划分创造必要的条件;四是作为一个设想，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配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调整行政区划，行政上垂直领导关系的优化无疑将对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