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居民家庭财富的不断积累,中国家庭资产结构较以前发生了剧烈变化。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已经从40年前主要局限于现金和储蓄,逐渐向股票、理财产品、商业保险等多种资产组合模式转变。但源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与金融结构,在农村家庭金融资产中,银行存款和现金等无风险资产占比仍然很高,股票等风险性金融资产参与率不足。大量国外的现实经验显示,家庭金融资产的合理配置对于家庭增收以及居民财富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差异化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选择也是形成居民及家庭间收入差距的非常重要原因。从中国目前的现实来看,我国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不合理现象明显,匮乏的金融资产投资知识和单一化的资产配置选择,使得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问题成为新时期制约农村居民财富提升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遵循由理论到实证再到政策的研究范式,借鉴宏观经济理论与资产选择理论,以现阶段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存在的现实问题特别是配置选择问题为出发点,构建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机理框架。进一步经验观察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现实表现,建立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模型,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计量分析影响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主导因素,探析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财富效应。并以城市居民为参考,展开了城乡对比以揭示城乡居民资产配置行为表现差异。最后,提出能够动员相关有利因素,有效释放经济效应的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优化政策建议。(一)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第一,受教育程度和风险态度是影响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两个重要因素,金融可得性会显著影响农村家庭高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占比、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高流动性金融资产占比的贡献率分别是16.62%、24.66%、15.34%,风险态度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占比、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高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的贡献率分别是12.45%、20.80%、21.19%,说明教育程度和风险态度不仅影响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占比,还影响农村居民是否拥有股票等风险性金融资产。金融可得性的提高能降低现金、活期存款等高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更加合理的安排金融资产结构。第二,不同地区、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收入的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选择的影响因素不同,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表现出较明显的群体异质性。按地区、受教育程度、收入分组检验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东部农村家庭的资产配置行为易受风险态度等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农村居民家庭的资产配置行为易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高受教育程度组农村家庭在进行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时更主要受个体特征因素影响,而低受教育程度家庭在进行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时则更多从自身的社会保障及不确定性角度来进行选择。高收入农村家庭的资产配置行为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教育与风险态度的影响,而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其资产配置行为则明显地受到身体健康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三,收入越高的农村家庭更有可能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在东部地区收入越高的农村家庭越倾向于持有生产经营资产以及房产等非金融资产,且金融资产中配置中倾向于减少高流动性金融资产的持有。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估计结果发现,从总体来看,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对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的影响不显著。但在东部地区,收入越高的农村家庭越倾向于持有生产经营资产以及房产等非金融资产,从而家庭收入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产生了负向影响。收入越高的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概率越高,这种影响机制在东部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就家庭收入对高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而言,在东部地区,收入越高的家庭持有高流动性金融资产的比例越低。由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偏低,因此家庭收入对金融资产配置比例、风险性金融资产参与概率以及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比例的影响都不明显。第四,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以及高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特征会产生财富效应从而显著影响消费水平,并会影响高收入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提档升级。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农村家庭消费水平更高,这主要是由于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农村家庭往往风险偏好较强,会伴随着预防性储蓄的下降和消费支出的增加。当金融资产大多是以现金和活期存款等高流动性金融资产形式持有时,由于其变现能力较强所以也往往会刺激消费支出增加。金融资产配置特征对消费差距的影响约为10%左右,并且在高收入组贡献更大,同时高收入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也会显著影响到消费结构的提档升级。第五,从城乡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差异上来看,受教育程度,风险态度、金融可得性以及社会保险是造成农村居民风险性金融资产参与率低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比例高的主要原因,城乡消费差距的8%可以由城乡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参与差异来解释。城市居民由于养老和医疗等方面有更大程度的保障,更敢于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也会降低高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从城乡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差异上来看,农村居民较低的受教育程度,风险规避性特征以及农村地区金融可得性较差也是造成农村居民在股票等风险性金融资产上参与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另外,城乡消费差距的8.47%可以由风险性金融资产参与来解释,但城乡家庭高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差异能为消费差距缓解提供支持。(二)论文的主要政策建议:第一,正确认识住房资产投资风险,合理配置住房和金融市场投资比例。在当前住房市场面临回调的背景下,正确认识住房资产风险。在住房市场和金融市场寻求一个合理配置比例成为农民保障自身利益需要正视的问题。第二,加强投资者风险教育,引导农村居民形成合理投资理念。将投资基础知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更早阶段植入风险意识和风险观念,同时证监会、交易所等机构以及媒体应该在宣传市场规则和风险理念方面形成立体联动。第三,完善农村家庭社会保障体系和增收机制,减少居民预期的不确定性。以社会救济为突破口、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重点、逐步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实现农村居民资产组合的多元化。第四,加快创新金融工具,满足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多样化的需求。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创新发展各类证券、债券和票据等,鼓励金融机构围绕农村居民需要开发创新保险品种。第五,加强金融知识和文化传播,提高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能力。由于金融知识和金融文化是影响农村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重要因素,各类金融机构和部门也要面向广大农村居民大力宣传金融知识,引导农村地区形成健康的金融文化。第六,发展农村生产性资产融资租赁市场,拓展金融市场配置空间。通过推广宣传农村地区生产性资产融资租赁业务,完善农村融资租赁的支持政策,拓展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资金空间。(三)研究创新点:第一,基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的多维结构特征,考察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及财富效应。以往研究主要从农村居民金融资产占比、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等角度关注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本研究不仅关注这两个层面,而且还考察农村家庭金融资产流动性配置特征。由于不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收益率、变现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流动性结构特征的分析重要性不言而喻。本研究将探索契合农村经济金融环境、符合农户特征的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多维特征配置机理,同时分析了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群体异质性表现,揭示了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过程中的复杂行为机理。第二,关注农村家庭收入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双向互动关系,识别家庭收入对农村家庭资产配置的复杂影响。家庭收入能够影响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但实际上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可能具有收入效应,即两者之间可能由于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导致内生性问题的出现,以往研究对此并没有给予关注。本研究在发现农村家庭收入存在内生性的基础上,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重新估计家庭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果,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与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关系。第三,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和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展开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城乡对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本研究以城市居民为参考展开城乡对比分析,不仅揭示了城乡居民金融资产配置行为表现差异,而且具体考察了在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形成过程中由于金融资产配置差异产生的贡献大小。这一方面为新时期农村居民金融资产配置的优化方向提供了一定的参照对象,另一方面检验了城乡差距形成中的资产配置因素,为新时期城乡生活差距的缓解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与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