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个人以儒家、道家和佛家为基础，在一个整体的宇宙观里面形成自我认同。其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则构建了自我的超越意义，以儒家为核心构建了“个人-家族-王朝-天下”的社会伦理秩序和政治秩序。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政治秩序的解体，儒家的价值系统也受到了质疑。这样，晚清以来的知识分子不仅面对着政治秩序的危机，而且面临着心灵秩序的危机。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个人观的重建，是对这一心灵危机的回应。个人观涉及的是人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思考，它与宇宙观、人生观以及政治观都紧密相连。儒家作为一个统摄性价值系统的失落，使得五四时期个人观的重建呈现多歧性的取向。它表现在西方的科学主义、基督教、人道主义，与中国已有的佛教、儒家等传统资源，以复杂的形式被吸收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当中，从而使五四时期个人观表现出不同的类型。 笔者认为五四时期个人观多歧性，从根本上是与“宇宙观”的变化有关。这一时期，传统的有机宇宙论与西方的机械宇宙论交织在一起，胡适等人立足于机械宇宙论，宣扬“社会不朽”的个人观，而朱谦之则立足于有机宇宙论，坚持只有解决宇宙问题，才能解决人的问题。介于两者之间，梁漱溟则主张“文化取向”的个人观，给宇宙保留某种意义，但不主张过分去讲宇宙，冯友兰在理性上认为宇宙是自然的，但感情上希望宇宙可以是人心灵的“故乡”。 本文选择以朱谦之为个案，来展现五四时期个人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并感受此一时期的精神状况。朱谦之浪漫的宇宙热情，不仅表明他的思想与阳明心学的渊源，而且表现了他立志救世的“大丈夫”人格。将朱谦之放到思想史的脉络来研究他的思想与人格，也是笔者所作的一个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