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在政治哲学领域中,试图为国家福利功能寻求或阐明一个坚实的规范性基础,以有效回应自由至上主义者以及新古典自由主义者们对国家福利功能的核心指控。这一研究目标蕴含着如下三个基本要素,构成了本文的知识义务：其一,需要有效反驳各种道德权利指控,从其立论内部出发,证明国家福利功能的必然性或存在的必要性。其二,需要阐明国家福利功能的有效性。任何为国家福利功能提供辩护的理由,必须严肃对待有效性问题：它不仅对所有人都是有效可及的,并且与激励机制相容,以确保有效可及的国家福利功能的可持续性或可行性。其三,需要从正面为有效可及的国家福利功能寻求或阐明一个自足的规范性基础。它必须通过关于国家福利功能的必然性与有效性检验。只有满足上述基本要求,我们才能充满信心地说：国家福利功能的正当性拥有了一个坚实的规范性基础,它是无人能有理由加以拒绝的。在仔细审查各种相互竞争的理由对国家福利功能所具有的规范效力的基础上——在上述基本条件的严格局限下——本文阐明,只有民主平等的观念才能为国家福利功能的正当性提供一个坚实的规范性基础。它只是由如下两个基本理念所构成：把社会设想为一个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终生参与的公平合作体系；并且,把自由而平等的要义集中阐释为(或限定在)公民终生参与公平合作体系所必需的基本能力范畴内。基于此,国家福利功能的正当性目标被定位成,确保所有公民终生有效可及他们实质性自由(可行能力)所必需的基本物质条件。这样,国家福利功能不仅是必然的,也是有效可及的,且与激励机制相容(符合效率原则),因而,也是自足的或自我强化的。本文首先审查了不同形式的功利主义对国家福利功能所具有的规范力。功利主义由于难以克服某种深刻的不确定性与狭隘性,无法为国家福利功能提供一个坚实的规范性基础,任何基于效应最大化原则为国家福利功能进行辩护或否证的理由,都不可避免地具有高度争议性。另外,功利主义往往把初始资源禀赋的自然分配状态视为一种规范性前提接受下来,致使其作为一种规范性理论丧失了公允位置。若为国家福利功能正当性进行辩护,需要回到外部世界资源的初始占有的逻辑起点上。接着,本文从否证国家福利功能的两种主要道德权利理由的内部出发,有效回应了自由至上主义者及新古典自由主义者们从财产权和自我所有权角度,对国家福利功能所提出的道德核心指控。本文详细探讨了财产权、自我所有权与国家福利功能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国家福利功能并没有违反私人财产权和自我所有权,恰恰相反,某种程度的国家福利功能是私人财产权得以证成的基本前提,是自我所有权的内在要求。具体而言,本文在第二章中,通过对诺奇克式私人财产权观念的内部批判,阐明了私人财产权与国家福利功能之间的关系。完整的、不受限制的、永续的私人财产权观念是武断专横的,能够证成的私人财产权观念是有条件的,它要求以满足利益相关者基本需要为前提。尽管现代产权理论证明,清晰界定产权是自由市场及其发挥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条件,然而,清晰界定产权并非只有诺奇克式私人财产权一种类型。诺奇克式私人财产权要求独占外部世界资源的全部收益,只是清晰界定产权的一种狭隘僵化的极端方式。本文在第三章中,通过探讨自我所有权与国家福利功能之间的内在关联,阐明了国家福利功能并不必然侵犯任何个体的自我所有权,相反,基于自我所有权及其对外部世界资源的内在要求,某种水平的国家福利功能必须得到优先保障。这部分论证进路基本上属于容许性证成。然而,仅仅从财产权、自我所有权及其对外部世界资源道德权利要求的角度为国家福利功能所提供的规范力是不足的。它们能够保证国家福利功能的必然性,却无法确保国家福利功能的有效性：对所有人有效可及且可持续,比如,无法据此理由保证才能低下者或残障者的基本生存需要满足。为此,它还需要如下两个条件：对自然天赋分配及其收益的道德应得地位提出再分配要求,且必须保障有足够种类和足量的自然天赋才能及其自由发挥机制,以创造出国家福利功能所必需的基本物质条件。这把我们导入到对运气平等观念以及民主平等观念所提供的规范性理由及其效力的探讨中来。接下来的论证主要采取的是比较性的最优证成进路。尽管约翰·罗尔斯不是运气平等主义者,但其同时激发了当代政治哲学领域中运气平等观念与民主平等观念的深入探讨。本文在第五章中,系统考察了罗尔斯公平正义理论与自然天赋分配的道德应得观念各自对国家福利功能所具有的规范力。一方面,罗尔斯公平正义理论的确可以为国家福利功能的必然性与有效性提供一个相对自洽的规范性基础。它本质上要求超越以满足体面的基本需要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罗尔斯国家福利思想,要求以保障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终生参与公平社会合作所必需的两种基本道德能力——“善观念的能力”与“正义感的能力”,要求资产或财富在公平正义原则的规导下尽可能地分散,并强调与效率机制相容,在福利传递机制上积极利用市场和社会机制等。不幸的是,罗尔斯公平正义理论对国家福利功能的必然性与有效性的规范力,依赖于公平正义理论本身及其基础论证的正确性,并对国家福利功能的目标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一种规范性理论的效力与其所依赖的预设条件的数量与强度成反比,因此,国家福利功能的必然性与有效性所依赖的基本预设或前提条件越少越好。实际上,它并不必依赖于罗尔斯公平正义理论所具有的全部复杂性预设条件及其基础论证的有效性,只需要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所预设的众多理念中的两个：作为公平合作体系的社会理念与自由而平等的人的理念。这就避开了把其奠基在罗尔斯公平正义理论基础上所可能具有的高度争议性,进而被导入到民主平等观念中来。另一方面,本文对罗尔斯所提出的自然天赋分配的道德应得观念的探讨,初步揭示了运气平等观念为有效可及的国家福利功能所提供的辩护是不充分的。基于此,本文在第六章中,通过系统考察以德沃金为代表的运气平等观念的内在缺陷,进一步揭示了其所提供的规范性理由及其效力的不足。由于运气平等理由摆脱不了知识可及性难题、交叉补贴难题、社会排斥难题以及污名化难题,因此,就其理论的效力极限而言,它支持的是一种高度争议性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且不能基于运气平等理由自身的规范力而免于自由至上主义者以及新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批判。欲为国家福利功能寻求或阐明一个坚实的规范性基础,客观上要求超越运气平等观念自身固有的诸多难题,这就再一次被导入到与之相对的民主平等观念中来。总之,只有从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终生参与公平合作体系的规范性理念出发,同时把自由而平等的要义限定在公民终生参与公平合作体系所必需的基本能力的范畴内,国家福利功能的必然性与有效性才能够得到充分辩护。这两个基本理念蕴含在罗尔斯公平正义理论中,被伊丽莎白·安德森所阐发,并为阿玛蒂亚·森所支持。最后,本文对方兴未艾的社会投资型国家进行了简要剖析,它是民主平等观念的现实典范,也体现着国家福利功能的未来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