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它是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法律规则、准则、原则的总体。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欧洲国家之间始于十五世纪初期、源于意大利的常设使馆的习惯得以确立。1815年维也纳公会编纂了外交使节等级和位次的法典,使派遣驻外使节成为主权国家外交普遍实例。在数次和平地要求打开中国大门、中西方建立近代外交互派使节制度被拒绝后,西方列强凭借国际法用强力楔入了中国。而直到1861年,由于清王朝顽固地坚持传统天下意识,中国对国际法外交原则的基本态度还是排斥的。历经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清朝开明官员逐步认识到传统外交方式滞后的严重性,开始由被动的本能反应走向积极的自强运动。他们以一种明智的态度体察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寻求务实的外交政策和大规模引进西学,国际法的输入因之成为其中重要的内容。在接受国际法关于国家主权平等与近代外交原则等理论后,清廷最终向西方派遣常驻使节。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晚清驻外使节制度的建立意义重大,它标志着中国外交的近代化步伐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然而,早期驻外使节制度在公使及随员的遴选、官职、任期及编制等各方面极不完善。首次出使并常驻外国,对于只具备极少国际法知识的驻外使臣来说是如履薄冰之行,他们在无成例可仿的情况下,依照国际法外交使领原则,将使馆制度逐步健全起来。尽管驻外使节对国际法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局限,但他们依然运用国际法知识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利权,使近代中国的外交稍有作为。驻外使节大多数是传统知识分子,作为较早走向世界的一个群体,在与西方社会的接触中,他们紧跟时代步伐,对国际法的理解由单一上升至全面,由感性上升至理性,呈现出较高的整体知识水平,为晚清中国向近代转型增添了新的重要因素。本文详细分析了晚清驻外使节制度依照国际法外交原则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通过剖析国人对国际法外交准则理解的心路历程,力图从中探求晚清早期现代化和近代中国外交走向世界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