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词汇和语法被称作语言的三要素。而修辞是人们运用语言三要素的方法和手段。交际中为追求最佳的表达效果,使用语言的人们总是尽力选择各种方法和手段。因此,修辞是从表达方式、表达效果的角度去研究语音、词汇、语法的运用的。它同语言三要素的关系既不是并列的,也不是从属的,而是存在着复杂的交叉关系。以往关于修辞与词汇的研究中,人们一直比较关注修辞对词义演变的作用。认为修辞是词义发展的动因之一,临时的修辞用法上升为词语的固定义项是词义引申的重要方式。其实,修辞与词汇相互作用还有另外一种表现方式——修辞造词。“修辞是人们运用语言的方法和手段。在造词活动中,人们也往往运用这些方法和手段进行造词,如把某种像螺蛳的事物称为‘螺丝’,把木头做的一种马形的玩具称做‘木马’,就是运用修辞的手法进行造词的。”“修辞是语言的艺术,把这种艺术方法用来创造新词,就成了修辞学造词法”。最初的时候,这些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组成的相当于词的结构只是临时的修辞用法,如“雀斑”(用麻雀屎比喻脸上的小斑点)、“笑面虎”(用笑着的虎比喻装得善良而心地凶狠的人)、“呼噜”(通过模拟粗重的呼吸声来表示打鼾的意思)、“作古”(用作了古人婉称人死)等。但逐渐地,由于这些结构在清晰表达概念意义的同时,更鲜明地表达出了色彩意义,因此不断地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接受和袭用(有的被减缩),最终上升为固定的词素组合(即词)。因为在这些词的创制过程中修辞方式始终起着链接造词材料的作用,因此我们称其为修辞造词。从本质上说,修辞造词其实是修辞方式在词汇系统中最终固化的结果。学者们提出修辞造词理论,是建立在两个认识的基础之上的。首先是区分造词与构词的不同。这是因为:很多的词,仅从构词的角度,无法说明构词方法相同,表义却完全不同的原因所在。例如,同为偏正式复合词,“菠菜”是菜,“木耳”却不是“耳”。还有一些词,造词材料和构词方法完全相同,但表义仍然大相径庭。例如,“绿豆”是“绿色的豆”,“豆绿”却是“像(青)豆子一样的绿”。按照葛本仪先生的造词法理论,词序的不同仅仅是其表象,关键在于它们使用的造词法不同:“菠菜”、“绿豆”使用了说明造词法,而“木耳“、“豆绿”使用了比拟造词法。其次是区分一般造词法和修辞造词法的不同。这是因为:很多词,仅从传统造词法的角度,无法解释造词方法相同,为什么词的色彩意义却大不相同。例如,同为句法学造词法,“龙眼“比“桂圆”更形象生动,“归西”比“死亡”更含蓄委婉,“垂青”比“重视”更有古典韵味等。正是为了揭示该问题,任学良先生建立了修辞学造词法体系。他说“句法学造词法都是注重科学性的造词法,修辞学造词法则是注重艺术性的造词法”。汉语中一切词语的创制都离不开语音、语法、词汇(已有的)等语言的要素。造词方法就是对这些语言要素的运用。但是,造词的素材被使用的是形式还是内容,抑或形式与内容并重?是在什么方式下被使用,是直接使用还是用来打比方,或者只是用来作为语法标记?依靠何种组织关系使用,是一般的意合还是修辞的方式?等等。这些都关系着一个词产生之后的概念义、色彩义等的不同。如果说,用一般造词法创制出的词语是对语言要素的常规运用,侧重表达的是词的理性义的话,用修辞造词法造出的词语则是变异运用语言要素的结果,侧重表达的是词的附加义。如“短暂”和“眨眼”、“好笑”和“喷饭”、“黑色”和“黑魃魃”等。如果说,一般造词法的研究对象涵盖了汉语中所有词,修辞造词法的研究对象则只是汉语词汇中那些造词时借助了修辞方式因而有独特附加意义的成员。如葛本仪先生造词法体系中属于说明法造出的“鸡胸”、“瓜分”、“鸭舌帽”等同时也属于比拟法造词。因此,修辞造词法与一般造词法理论并不冲突或对立。二者是全体和部分的关系,也是相互交叉的关系,同时还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关系。对其进行专门研究非常有必要。但综观汉语研究史,虽然不乏学者曾经对其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如前面提到的孙常叙、任学良、葛本仪等先生),但目前更多的研究或局限于修辞学的角度,满足于对修辞造词类型的简单列举;或从词汇学的角度,将其附属于造词类型之一而简单带过。总的来说,还缺乏对汉语修辞造词现象的系统研究和相关理论建树。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修辞造词类型、数量丰富的经典巨著《红楼梦》为基本语料,综合运用词汇学、修辞学、认知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红楼梦》中修辞造词概貌的整理、统计、分析,描写出不同类型修辞造词的静态分布(包括定义、类型、审美特征、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关系、形成的心理过程以及认知机制等);通过结合具体的上下文,分析出《红楼梦》修辞造词的特色——丰富性和唯美性——与整部小说语言艺术风格形成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通过对不同性质语料的收集、对比、分析,尽可能真实地构拟出汉语修辞造词这一语言现象,从个性化的临时修辞格固化为大众化的稳定词语的动态过程、固化途径、影响其固化的因素等等。本论文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章是修辞造词概说。分别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综述:第一节是对“造词”、“造词理据”和“修辞造词”这三个相关概念相互关系的阐述。造词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交际需要。最初的词,名称和所指称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而到后来,用什么样的语音表达什么样的概念往往是有“理据”可说的,即词“有理据性”。促使一个词从无到有地被创造出来的动因有很多,也就是词有很多不同的理据。以修辞方式作为方法和手段,把语音、词汇等语言要素结合起来,创制出新词,通俗地称作修辞造词,其实质就是以修辞方式作为造词理据的造词方法。第二节粗线条梳理了汉语修辞造词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从上古早期的《诗经》中摹声、重言词的出现,到上古末期《汉书》中借代造词类型的异彩纷呈,再到现代汉语中仿拟和缩略替代比喻、借代成为最强势的修辞造词方式,汉语修辞造词在不断发展。第三节分析了汉语修辞造词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修辞造词的研究还刚刚起步,集中于语言事实的罗列,缺乏对修辞造词过程的动态研究,深度挖掘不足,还未有重大理论的建树。第四节阐述了汉语修辞造词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以修辞方式创制的词除了表达词汇义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的色彩义。对这些词来说,仅仅从构词上来分析是远远不够的。而从造词的角度分析,它也区别于一般造词法造出的词。因此,把修辞造词从传统的构词法中分离出来、从传统的造词法中突显出来专门研究非常有必要。第二章是《红楼梦》修辞造词概貌的描述。也是整篇论文的核心部分。第一节是比喻造词。将比喻辞格应用于词的创制,即比喻造词。依据比喻四成分:本体、喻体、喻词和喻解在词语表层的出现情况,把比喻造词分为三类:借喻式、暗喻式和明喻式。在深层心理层面,比喻造词总是按照感知本体一捕捉“边”一发散联想一找寻喻体表象的轨迹进行的。比喻最突出的美质是具象美。这充分体现了汉民族长于形象思维的特征。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比喻造词还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作为人的一种心理认知机制——隐喻的反映,是人类将某一领域的经验用来说明理解另一领域经验的认知活动规律的折射。第二节是借代造词。将借代辞格应用于词的创制,即借代造词。根据角度和标准的不同,借代造词可以分出不同的类型。根据语义划分则是最传统的分类方法。与比喻造词基于“相似联想”的心理机制不同,借代造词基于“关系联想”。借代造词有多种美质,但最突出的仍是具象美。反映出汉民族重直观、感性的具象思维传统。与比喻造词一样,从人的认知角度来分析,借代造词也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还是我们说话、思维甚至行为的一种惯常模式之一。是在一个认知框架内,用一个概念实体去帮助理解另一个概念实体的转喻认知机制在语言上的反映。第三节对委婉造词、摹绘造词等其他修辞造词类型作了相对粗略的介绍。委婉造词是汉族人崇尚含蓄委婉的文化传统的重要体现,夸张造词则是汉族人重于写意、轻于写实的内在思维特征的语言外化,本论文对这两种修辞造词类型也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此外,本节的研究还涉及用典、摹绘等修辞造词的类型。第三章从丰富性和唯美性两个方面归纳概括了《红楼梦》修辞造词的显著特色。第一节是《红楼梦》修辞造词的丰富性。在语体上,《红楼梦》修辞造词包含了官话、口语、文言和方言多种风格。在内容上,《红楼梦》修辞造词涉及服饰文化、礼仪文化、建筑文化、婚丧文化等多个方面。第二节是《红楼梦》修辞造词的唯美性。从绘画美、音乐美和典雅美三个方面分析了《红楼梦》修辞造词独特的色彩意义和表达效果。第四章总结了《红楼梦》修辞造词所体现的一般规律,即修辞造词是修辞现象在词汇系统中固化的结果。第一节阐述了从个性鲜明、对语境有强烈依赖的修辞格,到大众普遍认同和效仿的普遍修辞文本,再到最终成为抽象的、稳固的词汇库成员,修辞造词是一个漫长的历时过程。第二节归纳了修辞格在词汇系统中固化的两个途径。修辞格在词汇系统中固化,除了固化为新词(即我们所说的“修辞造词”),还有一条途径,就是固化为新义(即传统所称的“修辞引申”)。在作者看来,修辞格固化为新义只是一种中间状态,最终还是会固化为“新词”。只不过,后者的语音形式与前者有所不同:它不是形新、义新的。但从词是音义的结合体这个角度来看,它仍是“新词”——新的音义结合体,新的语言交际符号。因此,当然也应该被看做是词汇库中新的成员。第三节揭示了对修辞格固化为词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语言内部机制的自我调节、民族的审美观念、词语本身的语体风格、情感色彩等很多因素都可能对修辞格在词汇系统中的固化与否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