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数据日益成为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要素价值的释放与数据生产力的发展将对政府治理和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政府是公共数据的主要拥有者,而政府数据是最具价值的数据资源,政府数据开放作为现代政府治理工具,其适用性在改变传统行政模式、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等方面不断提高。目前,世界各国在政府数据开放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即便是政府数据开放水平较高的国家,也存在着发展不均衡、数据价值释放不充分等问题,数据治理目标的实现仍面临着重重困难。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学者们在信息资源管理研究领域引入生态学概念与理论,形成了信息生态学理论,开创了电子政务领域有关信息、数据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应用生态系统理论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尤其是电子政务问题、政府数据开放问题成为新趋势。同时,准备度是目标与价值实现的逻辑起点,随着实践发展,政府数据开放准备度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准备度的评价在不同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价值与意义。时代与社会发展为国家治理带来新的方向,新的治理需要同样为政府数据开放带来新的发展目标,在全球治理变革的当下,应当以生态系统视域重新探究政府数据开放准备度的新内涵。以特定发展目标为导向,全面、系统、准确地评价政府数据开放的基础条件,发现基础较为薄弱的短板和问题较为突出的因素,探究形成政府数据开放高准备度结果的生成路径与发展模式,才能采取针对性手段和措施提升政府数据开放准备度,有效促进政府数据开放目标实现。本文旨在结合有关理论基础与实际发展情况,通过定性、定量和定性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探索确立政府数据开放生态系统的发展目标,基于生态系统视域,尝试建立政府数据开放准备度评价工具,通过组态分析探究高准备度生成路径,提出提升建议,希望为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做出一定贡献。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政府数据开放生态系统的目标形态是什么?第二,政府数据开放准备度应该如何测量?第三,如何提升政府数据开放准备度?本文在生态系统视域下,以政府数据开放准备度为研究主题,结合公共管理学与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基于现有相关理论与实践进行的主要研究过程如下:（1）剖析政府数据开放生态系统构成要素,对参与主体要素、环境要素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讨论,构建政府数据开放生态系统理论框架。（2）通过政府数据开放生态链与平衡目标的分析,从系统结构、系统功能和系统稳定性三个维度出发,提出政府数据开放生态系统目标形态模型。（3）比较国内外政府数据开放评价指标体系,在目标形态模型基础上,构建政府数据开放准备度评价指标体系,对指标进行重要性检验,分配指标权重,最终确定政府数据开放准备度模型。（4）基于政府数据开放准备度模型对31个省级地方展开模糊测量,检验模型实际应用效果,基于测量结果分维度、分区域比较分析各省政府数据开放准备情况。（5）根据糊测量结果,以排名第一的广东省为研究对象进行案例分析,同时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17个城市政府数据开放准备度展开组态分析,探究高准备度的生成路径,再次验证了基础理论框架与准备度模型的合理性、有效性,为增进各地政府数据开放准备度提出针对性建议。本研究发现:（1）政府数据开放生态系统的构成遵循“二元论”。政府数据开放生态系统由政府数据开放参与主体与政府数据开放环境两大要素构成,前者包括了政府数据供给者、政府数据利用者和政府数据消费者等主体因子:后者包括了数据、技术、制度、平台等生态环境因子。（2）政府数据开放生态系统始终以高层次的平衡形态为发展目标,并始终在平衡与失衡之间变动。高层次的平衡形态中各因子发展水平都较高,并且在关系网络复杂、生态链庞大的前提下,依然能够形成合理的结构、良好的功能、较高的稳定性。（3）政府作为主导者是生态系统中最为重要的因子。在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基于调查结果,专家一致认为“政府数据供给能力”指标非常重要;在组态分析的过程中,基于必要性分析结果,“政府数据供给能力”是唯一对其他一级指标有解释力的二级指标。（4）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准备情况整体不均衡,在各项指标维度、区域间均存在较大差异。仅有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表现出较为均衡、全面的准备度基础,绝大多数省级地方政府数据开放生态系统的基础准备与开放水平、开放成效、开放环境不相匹配。（5）城市政府数据开放高准备度的生成路径分析结果显示,在实践层面仅有主体能力强且环境适宜性强且平衡稳定性好的全面发展型路径,在理论层面有主体-环境型、主体-平衡型和环境-平衡型三种路径,任何指标条件都无法单独构成政府数据开放准备度的必要条件,实现较高的政府数据开放准备度需要兼顾主体、环境、平衡等维度。基于以上研究过程与结果,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基于政府数据开放准备度问题的研究,拓宽了电子政务准备度的应用领域,促进了生态系统理论向中观层面延伸,深化、丰富电子政务与生态系统理论体系内容。（2）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及相关概念,形成了政府数据开放生态系统理论框架,构建政府数据开放生态系统目标形态模型,丰富了电子政务领域与生态系统领域研究的成果。（3）首次在生态系统视域下将政府数据开放问题研究聚焦在准备度层面,尝试构建了政府数据开放准备度评价指标体系与测量模型,创新了政府数据开放研究工具,为电子政务评价工具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主体是政府数据开放生态系统中最为重要的因子,政府数据供给能力是政府数据开放准备度最具影响力的因素。（5）首次应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研究政府数据开放准备度条件组态与高准备度生成路径,基于政府数据开放准备度模型,探究各指标条件对高准备度结果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