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由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引起了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惨烈的全球经济衰退。当前，各国基本度过金融危机的冲击，进入“后危机”时代。在国际贸易领域，金融危机带来的余震是巨大的:各国国内经济衰退引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国际贸易摩擦加剧。近年来，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技术性强、隐蔽性高、透明度低、不易监督等特点，已逐渐成为发达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同时，食品及相关的食品贸易问题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健康，关系到国计民生，一直是备受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也作为我国食品出口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日本人口众多、耕地稀少，对于食品进口有很大的依赖性。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经济发达、技术领先，国民素质较高，对于进口食品有较高的品质要求。出于国民消费内在要求和食品进口贸易的战略安全的考虑，日本对于我国对日出口食品的质量、等级、成分的规定较为严格，并设置了较为严苛的技术标准、化学物质残留控制、标签、包装评级等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同时加强检验检疫程序，加之我国食品行业技术水平较低、产品加工精细度不足、安全质量管理不成体系，因而我国食品出口很容易受到日本相关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出口量和出口金额状况波动较大，贸易环境不容乐观。　　根据2010年前三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对日本食品出口当年累计已受阻200批次，受阻原因包括农兽残不合格、食品添加剂不合格、微生物污染、生物毒素超标、化学物质污染、证书材料不合格、品质不合格等，都属于日本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作用范畴。　　本文主要采用了三种计量方法对我国食品出口日本所受到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是建立了从2004年1月至2010年12月7年共计84个月的食品出口日本月度数据时间序列EX和日本扣留我国出口食品批次时间序列TBT，数据分别采用HS编码第16至21章的商品出口总额和日本扣留食品批次的通报统计，通过ADF平稳性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分析，表明我国对日本食品出口额与我国出口食品遭日本扣留的数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且两者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即我国对日本食品出口额的增加，将会促使日本政府和相关机构提升食品领域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严苛程度对我国该项出口形成打压，使得我国对日本出口食品遭到扣留、通报、召回的数量大大增加。　　二是在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扩展的“食品贸易引力模型”，建立了从1996年到2010年共计60个季度的时间序列变量，其中被解释变量为LnEX，代表我国对日本的食品出口额，包括HS编码第16至21章的产品出口额，解释变量LnGDP、LnGDPj、 LnAP，分别代表中国GDP、日本GDP和我国对日本出口食品的平均价格。模型中测度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解释变量则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展现，依据食品安全基本法的设立和肯定列表制度的实施这两个日本食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重大事件，将虚拟变量Dum1和Dum2的节点分别划分为2003年第3季度和2006年第3季度，即2003年第2季度及之前的两个虚拟变量取值为(0，0)，2003年第3季度至2006年第2季度的取值为(1，0)，2006年第3季度起的取值为(1，1)。通过对食品总体出口情况以及HS编码第16至21章的分类食品的分别OLS回归结果显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设置与严苛程度的递增，对于我国食品出口日本有显著的阻碍作用。　　三是在前两组计量结果的基础上，采取灰色关联度的分析方法，增加了日本人均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日汇率等指标，建立起由经济指标、贸易指标、产业指标和其他指标所构成的灰色关联度指标体系。其中，日本食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状况指标则由日本扣留我国食品的批次和TBT/SPS对于我国输日食品的通报批次数量的加总来进行衡量，各序列数据均采用从2004年至2009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日本食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状况与我国对日食品出口额属于高度关联，且经济指标是影响我国食品出口贸易的主要因素。　　本文主体部分依据我国食品贸易现状描述性分析、日本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分析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于食品出口日本的影响的实证分析这一逻辑思路，清晰的展现出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于对日食品出口贸易的重大影响，并提出了建立健全食品标准化体系和食品出口信息系统的政策建议，以形成倒逼机制和预警机制，减轻我国对日本食品出口所遭受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损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