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两国虽互为最大的邻国,但是两国之间却没有悠久的交往历史。中国与其他相邻的国家,比如日本、印度等一些国家世代毗邻而居,有着上千年的交往历史,而唯独与这个最大的邻国却没有悠久的交往史。如果从俄国第一个使团来华(1618年彼特林使团)开始算起,中俄正式的官方交往只有近400年的历史。斯拉夫民族与中华民族在地理位置上相距甚远。虽然在蒙元时期有过短暂接触,但是这种最初的交流却随着元帝国的瓦解而中断。直到17世纪俄国在领土东扩的过程中再次听到了有关中国的传闻,于是又重新激起了对这个东方神秘国度的向往。在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俄国在早期的中俄交往过程中无论是军事接触,还是外交接触,都处于主动地位。沙皇政府为了探寻中国的信息,向中国派出的使团主要有彼特林使团、巴伊科夫使团、斯帕法里使团,还有参与《尼布楚条约》谈判与签署的戈洛文使团。早期前往中国的使节都得到了此前各个使团的出使报告和沙皇训令。于是前往中国的使节自然必须写出详尽的报告,有些使节还留下了关于中国的著作。就这样,有关中国的信息与资料在来华使节的努力下逐渐积累起来。而使节也成了俄国了解中国进程中的先驱,鉴于早期俄国来华使节在早期俄国中国观形成过程中的影响,研究俄国早期来华使团的中国观,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中俄最初交往的过程中,在俄国对中国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当时的俄国人、俄国社会对中国的认识与看法,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分析早期俄国来华使节的中国观分析俄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与对华政策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通过研究早期俄国来华使节的出使报告和他们回国后留下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分析并论述了早期俄国来华使节的中国观,并且通过对早期俄国来华使节所处时代背景的研究,包括欧洲早期中国观对俄国人的影响和中俄两国初识的历史背景,分析早期俄国使节中国观的特点与产生的影响。虽然早期俄国使节的来华主要是为了满足俄国政府在东扩过程中获取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的欲望,而且与当时甚至早期的西欧传教士对中国的认识相比,他们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但是早期来华使节所积累起来的信息是俄国政府得到的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关于中国的信息为俄国汉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影响了17世纪早期的俄国中国观,并对后来的俄国中国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为当时的沙俄政府提供了了解中国所必需的信息,从而影响了俄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