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国家间仲裁(State-to-State Arbitration,以下简称国家间仲裁)与投资者-国家间仲裁(Investor-to-State Arbitration,以下简称投资仲裁)一同构成了国际投资协定中两种重要的争端解决程序。当前的国际投资协定中,大多数国家间仲裁条款的构成基本相同,但仅有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国家间仲裁程序得到了实际运用,迄今为止已有三起依据双边投资协定发起的国家间仲裁案件。本文将以双边投资协定框架下的国家间仲裁为视角,分析国际投资领域国家间仲裁所面临的法律问题,并尝试提出解决方案。自1959年第一个双边投资协定诞生以来,投资仲裁迅猛发展,但国家间仲裁案件在21世纪前却从未发生。进入21世纪,双边投资协定框架下的国家间仲裁终于得到了实践,国家间仲裁案件接连发生了三起,分别为秘鲁诉智利案、意大利诉古巴案和厄瓜多尔诉美国案。这三起国家间仲裁案件有两起是投资仲裁发生在先,东道国为了保护本国或本国投资者利益,依据相同的事实对投资者母国发起国家间仲裁。因为双边投资协定框架下国家间仲裁的实践较少,加上之前缺乏理论研究,这三起案件暴露出来了关于国家间仲裁的不少法律问题。综合这三起仲裁实践以及学者们的理论争议,双边投资协定框架下国家间仲裁主要存在“争端”难以界定、何种案由的争端能够被视为“解释或适用”争端、易与投资仲裁发生冲突、与外交保护的关系模糊等四个法律问题。本论文的总体研究思路为:以国家间仲裁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为出发点,综合学者们对相关法律问题的理论研究、相关判例及国际法理论等,分别对上述四个法律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找出问题存在的原因并尝试提出解决策略。在分析研究这四个法律问题之前,本文首先介绍了双边投资协定框架下国家间仲裁的发展历史、条款规定及三起仲裁实践的大致情况,以便整体把握国家间仲裁程序。基于对上述四个法律问题的分析,文章的最后部分对国家间仲裁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并为中国如何应对提出了建议。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分别探讨了双边投资协定框架下国家间仲裁的起源、国家间仲裁的条款规定、国家间仲裁存在的必要性以及三起国家间仲裁案件基本情况,从宏观上勾勒出双边投资协定框架下国家间仲裁的基本情况,从而有助于对国家间仲裁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国家间仲裁起源于18世纪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于1959年第一个双边投资协定正式诞生时即被纳入;本部分接下来通过对国家间仲裁条款的文本分析,探究国家间仲裁条款在双边投资协定中的规定。国家间仲裁条款通常包括仲裁内容、仲裁庭组成、仲裁程序、适用法律、仲裁费用的分摊等部分,但是有些国家的条款会有一些特别规定;随后,本部分对双边投资协定框架下国家间仲裁存在的必要性之争进行了分析。基于对前文内容的研究,本文认为,国家间仲裁具有投资仲裁不可替代的优势,并能够与投资仲裁形成互补,在国际投资蓬勃发展的今天,国家间仲裁必将会展现出更大的作用;最后,本部分简单介绍了双边投资协定框架下国家间仲裁的三起案件,即秘鲁诉智利案、意大利诉古巴案以及厄瓜多尔诉美国案,并指出了这三起案件所引发的法律问题。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双边投资协定框架下对国家间仲裁“争端”的识别。争端是否存在的判定对仲裁庭能否对案件进行管辖具有重要影响,国际仲裁的实践中就曾多次发生过对争端是否存在的分歧,并且判定标准在国家间仲裁中存在一定的争议。本部分首先从争端识别的一般标准出发,结合国际仲裁庭、国际法院等相关判例以及专家学说,提炼出国家间仲裁中对争端识别的三个公认的标准,即争端应当具有法律性质、争端当事方应当适格、争端发生的时间应当隶属协定管辖范围;之后从双边投资协定框架下对国家间仲裁争端识别的分歧出发,对争端的存在是否需要“双方之间存在交流”这一分歧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第三部分分析了双边投资协定框架下引发国家间仲裁的案由。本部分首先对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国家间仲裁条款进行文意解释,并结合秘鲁诉智利案和厄瓜多尔诉美国案中当事方的主张及仲裁庭的观点,分析因双边投资协定解释或适用引发的争端是否适用于国家间仲裁;其次,本部分结合《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的规定和意大利诉古巴案,分析外交保护如何导致国家间仲裁的启动;最后,本部分从学者们的观点入手,分析因宣告性救济引发国家间仲裁的可能性,并对因宣告性救济引发国家间仲裁的一个理论缺陷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第四部分分析了双边投资协定框架下国家间仲裁与投资仲裁的冲突及协调方案。本部分首先简要介绍了两起双边投资协定框架下国家间仲裁与投资仲裁的冲突案件,论证了实践中此两类争端解决程序存在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其次,本部分探讨了这两类争端解决程序可能发生的冲突以及冲突发生时两种争端解决程序的位阶问题。本文认为,如果双边投资协定未明确因条约解释或适用引发争端时二者的位阶,则二者的位阶主要取决于国家间仲裁庭的裁决对投资仲裁庭是否有拘束力。如果出于外交保护的目的发起国家间仲裁,二者的位阶在协定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投资仲裁程序是否是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以下简称ICSID)框架下进行。本部分的最后,根据前文对两种争端解决程序冲突的分析,提出了解决冲突的方法,建议今后在缔结双边投资协定中应当明确国家间仲裁管辖范围,并明文禁止两种程序的冲突。第五部分对双边投资协定框架下国家间仲裁与外交保护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针对仲裁实践中个别国家提出的以外交保护为目的启动国家间仲裁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私人直接诉权能否阻止外交保护、国家间仲裁的历史渊源及相关判例的研究,得出以外交保护为目的启动国家间仲裁具有合法性这一观点;关于因外交保护启动国家间仲裁是否需要遵循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争议,本文认为用尽当地救济规则需要得到遵守。第六部分首先对双边投资协定框架下国家间仲裁的发展趋势做了合理预测,并为中国如何应对国家间仲裁提出了建议。基于对前文国家间仲裁法律问题的探究,本文认为,国家间仲裁案件的数量将有可能上升,应当明确其与投资仲裁的关系、明确争端的定义;即便中国目前尚未有案件涉及双边投资协定下的国家间仲裁,但应当居安思危。基于国家间仲裁目前存在的一些弊端,本文建议中国应当修订更高水平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完善仲裁员委任机制和行为准则、提高国家间仲裁的透明度和第三方参与以及建立滥诉过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