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之际,常州地区有董以宁、邹祗谟、陈玉璂、龚百药四人,称“毗陵四家”。他们因为《文统》的创作而紧紧联结,其创新的文风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让“毗陵四家”之称延续至今。“毗陵四家”在古文研究之上提倡对古文的上溯性学习,强调丰厚的学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古文理论之上,剥除了明末空疏的论文风气,觉察到了以经世反对空疏的价值,同时强调创新写作,虽还不足以以其创新性自立门派,但已经能以创作之实绩践行自身观点,并为后世垂范良多;从古文的创作来看,除了四家的自选文集之外,“毗陵四家”都参与编写了《文统》,曾自集《毗陵四家文集》;最后,在古文创作之余,在文学理论的指导之下,四家于诗词成就也受到了多方推重。“毗陵四家”可说不完全是一个学术或者文学流派,更多的是一种由同样的文学理想和人生经历的维系的地方性团体。鉴于已有关于“毗陵四家”的论述多是从个人出发分别论述其文学创作特色,未能以团体性的视角加以研究和探求;团体研究所关涉的,也多是四家之间的文学唱和与交流,本文将以文献研究以及对比研究的方式开展论述,体现选题的研究价值。“毗陵四家”之称是他们能作为一个文学团体被文学史记住核心要件。四家之称从《毗陵名人小传》中已经定型,同时代与之交往的文人也都呼“四家”之名。因为缺乏历史记载,“毗陵四家”的名号由谁而来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从四家的成长环境和交往来来看,常州之地域渊源、四人共同的古文理想以及四家在奏销案打击下艰难成长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毗陵四家”之称的实际由来。既有相同的文学根底,那么“毗陵四家”的地域性意识形态和后期交游所带来的思想交流就是四家思想所形成的重要原因。常州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经济之重镇,亦是文化之中心。特别是东林党人对常州文学形态之影响,可以说造就了常州重文重教、忠诚踏实、刚直耿介的文人性格。四家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这是他们地域性格中最基本的一个部分。同时,明清时期因为交通的便利和经济的发达,四家多有机会与其他地区的文人交流唱和,其中重要就是广陵文坛、江南地区和京师文坛。交往是交流也是碰撞,四家的理论思想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修正和发展。创作与风格之异变,往往是随着文人的个人命运变化的。从整体创作来看,“毗陵四家”都是著作等身的文人,而且表现出诗词文兼通的特质。虽然有部分文章难逃逸失的命运,但是所幸诗、词、文都有作品留存。从个人创作来看,董以宁表现出诗词文兼善的通融能力,邹祗谟在词学上造诣颇深,陈玉璂于《文统》创作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龚百药则致力于古文的研习。顺治十六年江南奏销案在江南的爆发,与清初四大案一起构成了江南文人身上的巨大枷锁。因为常州是奏销案波及的重点区域之一,所以说身为常州学子的四家并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他们的创作风格上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具体表现为情感上的悲怆沉郁,题材上的书写现实,表现出浓厚的经世色彩。这种文风的转变与治学思想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毗陵四家”能够在文学史上留下痕迹,绝不仅仅是作为地方文学团体的一个典型代表,而是在明清易代之际,文学思想新风变化的一个征兆。常州地区文化之昌盛,正在于诗、词、文,甚至绘画、书法和艺术上的多方发展,特别是到了清朝的中后期,毗陵诗派、常州词派、阳湖文派皆能自成一家,影响深远。作为同从常州走出来的文人,“毗陵四家”正处在朝代更替的更新点之上,他们的思想变化和文学理想,不仅仅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新声,亦能够成为后世风气的开创者。于毗陵诗派而言,四家书写自然之诗、学人之诗、个性之诗,开辟了毗陵诗派发展的途径;于常州词派而言,四家讲求尊体与创新,不仅为提升词学的地位做出了努力,更开常州词派之先,别有寄托,词有深旨;于阳湖文派而言,四家提倡学养与创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清峻渊雅的文风,与阳湖文派前后照应。综上所述,“毗陵四家”实为常州文学发展的重要过渡性力量,“毗陵四家”之研究也有着深刻的学术意义与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