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世界新闻报》电话“窃听门”事件是2011年世界新闻界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大事。虽然核心事件曝光在2011年,但是电话窃听却是《世界新闻报》、《太阳报》以及其他英国报纸惯用的获取新闻的手段。事件暴露出,仅在《世界新闻报》的窃听名单上就有从皇室成员、政府政要、娱乐明星甚至是普通民众等数千人。更有记者曝光依靠窃听等非法手段获取新闻已经在《世界新闻报》盛行一段时间,而且技术手段十分先进。英国一向是西方推崇媒体“第四权力”的代表国家之一,也是现代新闻业发达的国家之一,人们在对“窃听门”事件震惊之余,不禁对盛行于西方的所谓“新闻自由”产生怀疑,对其背后所隐藏的更多的与新闻发展相关联的政治经济背景产生质疑。　　在西方传媒理论发展过程中,报刊的自由主义和报刊的社会责任论是上个世纪传媒理论家总结的占主流地位的两个理论发展阶段。它们分别在资产阶级启蒙时期和垄断时期应时而生,对当时的社会以及媒介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不同的是,报刊的自由主义已经成为过去时,而报刊的社会责任论则还是现在时。用报刊的社会责任论来看待《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其实在不少地方体现出这种理论的无能为力。如:首先,全球化背景下媒体的扩张以资本的积极参与和逐利为目标,导致大众传媒忽略公众职能,一味参与竞争,高利润成为媒体发展的唯一准则。第二,消费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媒体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媒体自身也深陷消费主义泥潭,如何能够从自身摆脱消费主义?第三,在赢者通吃的竞争中,媒体记者以及从业者本身的职业道德从哪里获得?第四,与政治和政客的过从甚密使大众媒体脱离舆论监督功能而走上相反的方向。第五,对大众媒体的监督不力也导致了类似“窃听门”等非法、不道德事件的产生。这些问题都对报刊责任论提出了挑战。　　“窃听门”事件除了导致《世界新闻报》关闭等直接结果外,还对英国乃至世界的新闻媒体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业界将对媒体的全球化发展重新评价,对跨国媒体经营慎重对待。所谓消费者就是上帝的观念是否能全部用于传媒行业也值得怀疑,大众媒体不同于普通商品,除了满足受众需要还拥有引导受众的功能。“窃听门”事件也将引领业界对新闻伦理的讨论,其着眼点不是简单的从业者个人修养,而是在社会大环境下的媒体价值取向和文化内涵。对于媒体的监管也将提上议事日程,继续采用自律的方式还是从法律上做更详细的规定将会引发各国的思考和发展对策。　　“窃听门”事件虽然发生在英国,但是在媒介全球化发展中,我们国家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如何从该事件中总结经验,为我们的发展提供借鉴,是本文写作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