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12年，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中国，经济保持了9.8％的年均增速，经济总量由1978年占世界总份额的1.8％，提高到2012年的11.5％，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5680美元，期间，在2010年底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无论是经济增长幅度还是增长持续的时间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巨大成就，被称为“中国奇迹”。这种“奇迹”是如何创造的，以及如何继续保持这种高速增长的“奇迹”，是我们当前最为关心的问题。　　本文在对相关经济概念和经济增长理论的梳理的基础上，对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实践进行了梳理，并与国际上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对比。研究发现，中国目前所经历的这种高投资推动高增长的情况，在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历史上也出现过，许多发展中国家目前也正在经历这个阶段。所以中国目前所表现出的投资主导经济增长，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对比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占比不但远高于主要经济体的历史最高点，而且并没有如其他经济体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投资占比在达到某一定点后便迅速回落到一个较低水平。通过对中国经济宏观运行历程的分析发现，中国的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是一种由制度推动投资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并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而是在新中国完成了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确定了计划经济体制和赶超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后就已经形成了。虽然，1978年以来中国进行了多次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但所有这些改革并没有消除支持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基础。目前，这种制度基础表现为，以公有制为基础、政府掌控大量投资资金和各种社会资源，以经济实现快速赶超为目标，通过对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和对企业的盈利激励，形成了制度支持下的以投资快速增长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增长方式。在中国长期的经济实践中，随着投资占比的不断提高，这种制度设计强化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所以，只要这种制度设计存在，中国高投资高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不会改变。　　对于这种增长模式，笔者分析认为，虽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即中国要迅速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必须有一个资本快速积累的过程，但是，中国的资本形成率持续提升，并在高位保持了较长时间，这又有些不正常。为解决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否能够持续，或者是否到了必须转型的关键点的疑问，并明确下一步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笔者将效率分析和结构分析相结合，对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首先，笔者从经济结构分析入手，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结构以及二者的匹配情况分别进行了分析，随后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各要素的单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行了分解。研究发现，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到位，要素在实现跨领域流动时存在一定的障碍，导致了要素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匹配情况在近期有所恶化。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分解发现，导致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结构改善的作用不大，尤其是资本领域出现了逆配置现象。通过分析认为，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围绕支持投资高增长所形成的行业准入、金融、财政、收入分配等一系列政策，以及教育培训等社会事业方面的滞后，是造成要素配置的低效率和逆向配置的重要原因。　　但是，分析中也发现劳动和资本生产率总体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由于单要素生产率的局限性，劳动或资本的生产率变化并不能全面的表现中国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经济的总体运行率。在这方面，全要素生产率被认为是当前最为合适的指标。　　鉴于使用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经济增长效率的文献非常丰富，本文在对这些文献使用方法及主要结论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及国际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的发展变化特点。并就这些特点进行了对比分析。对比发现，中国目前所表现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规律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没有违反全要素生产率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根据中国目前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情况，下一步中国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就必须改变这种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否则就很可能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使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停滞。　　综合对中国当前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的结构分析、单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笔者认为之前中国虽然多次提出要转变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但是由于制度的因素和经济尚未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原因，仍然需要投资支持，因此转变没有真正发生。对比国际发达经济体的发展经验，结合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的评价，我们认为目前经济转型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确保转型的顺利进行，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及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消除支持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确保中国经济按照经济规律顺势转型。　　从本文研究的结果看，妨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因素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旧有制度和发展经济的思维模式仍然广泛存在，政府仍然习惯于凭借行政命令或内部的行业规定调节生产运行，凭借掌控包括自然资源和资本在内的大部分社会资源，以行政干预手段替代市场作用对各种资源进行直接配置。在一把手晋升的制度安排下，政府的政绩激励被全面激发，不仅通过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等激励方式，实现了收入向资本所有者集中的逆向调节，激发了企业所有者的投资冲动，同时自己也直接调动社会资源参与经济建设。这些都造成巨大的浪费，降低了宏观经济发展的总体效率。　　结合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的转型经验和国内对中国转型路径的研究，笔者认为，转变当前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的首要任务是重新明确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职能和作用范围，确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围绕这个目标，需要从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建立完善非制度安排三个方面入手，具体就是，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重新定位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职能，加快推进行政审批等制度改革，加快推进金融、财政、收入分配等主要领域的制度创新和改革，加大对教育、卫生、社保等方面的投入，使创新和效率提升取代投资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同时配合上述改革积极推进官员和民间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确保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上形成一致意见，在实践中自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行为方式，推动经济顺利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