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变革,行政执法所显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我国目前正在促进行政民主化,突出非强制性行政手段在处理当今社会行政执法问题中的作用。非强制性行政手段,不仅体现了我国柔性行政执法的特点,而且基于平衡理论,以及公众参与理论等多种具有行政民主化特点的行政治理方式已经在我国行政领域得到普及。自从2003年由税务部门从香港引入大陆之后,结合我国市场的实际,行政约谈被应用于食品安全方面,消费者维权方面,环境保护方面,以及全方位实现网络信息管控方面,其应用的初级阶段取得了较为喜人的成绩。行政约谈是一种非强制性的行政执法模式,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操作目前尚未能够完全适应我国行政执法的需要,对应的执行流程,监管模式也并不完善。时至今日,众多学者依然在探讨行政约谈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尚处于摸索阶段的相关理论研究未能提供充分的学术支持,加之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导致执法人员在进行行政约谈时,无据可依。与此同时,相关工作人员在约谈运作过程中,也并没有按照相应的规章制度进行,容易发生交易化、强制化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严重阻碍了行政约谈在我国处理行政问题方面的作用,不仅不能弥补刚性执法的缺点,甚至某些举措还违背了法律的本质,对于进一步优化公共治理构成阻碍。基于此,本文从平衡论、哈贝马斯协商民主理论、非强制性行政、回应型行政等多角度,分析了行政约谈的理论基础,并结合实践梳理该新型治理方式存在的问题。对行政约谈实施程序的细化,对优化行政执法监督、行政约谈异化后的救济等问题进行深度的分析研究,希望本文的结论能够为我国行政约谈管理模式优化以及类似的柔性行政执法方式的扩展应用提供一定借鉴意义。